支持川普的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和美国契约的危机

 

 

（大中报/096.ca讯）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北京大学宪法教授张千帆的一篇专栏文章。

 

文章说，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圈子，支持川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败选的事实，喜欢偏信来自《大纪元》等中文媒体和Facebook传播的各种有利于川普的假消息。我在的微信群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这两天，各群还在大量散播摇摆州出现大选作弊和全线“翻红”之类的报道。


 

当然，质疑和挑战选举结果是个人自由，但是对于小道消息不加质疑地全盘照收、对于与之对立的辟谣信息完全不闻不顾，戴着深色眼镜，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筛选自己愿意接受和传播的信息，这只能说是偏执。

 

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川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以往，只有中国左派或官媒才会主张这种阴谋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微信群里提出，这是中国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和“新左派”决裂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不断分裂，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决裂”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自由派和新左派决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极权政体的态度上的分野。如果左派——不论“新”还是旧——支持极权或对特定政体的性质存在根本误判，那么左右必须也只能决裂——这种分歧是如此彻底，以至无法弥合。然而，自由派内部则不论出现多大的左右分歧，反极权的基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错误地将美国民主党定性为另一种极左，因而将反极左立场扩大到“逢左必反”。

 

这样实际上是将他们变成了极右——不能容忍宪政民主体制下正常的左派立场，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误解——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显然不是支持极权的极左，而是中国自由、民主、法治事业的推动者可以合作的盟友，那么仍然能够回归真正意义的自由派阵营。自由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发生在认识论上（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分野则不只是认识论，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自由派价值观的基本一致也要求他们对民主政治共享大体一致的基本认知，并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政治竞争总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只有对抗，就成了无底线的政治斗争。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民主试验之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社会契约。一个国家要得到理性治理，必须有一个相当数量的自由派中坚力量愿意接受社会契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分化瓦解。此次大选众多自由派的认知失准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极权政体，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为宪政民主提供基础的社会契约。

周期性选举民主是社会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立场对立的各方都愿赌服输：如果竞选各方都获得了自由而相对充分的表达机会，投票过程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尤其是如果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司法机构的确认，那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当选，我也心悦诚服，而不是仍然胡搅蛮缠、到处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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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自由派对上述原则并无异议，但是他们否认这次大选符合上述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出于种种原因而封杀了川普的言论，因而宁愿相信他的推文和关于选举舞弊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不仅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而且确信民主党在摇摆州制造了大规模舞弊，尽管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川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

 

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直将美国当作“民主灯塔”。然而，大选之后，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还能否受到信任？此次大选的中文谣言满天飞也暴露出中国自由派这个群体的诸多问题，很多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领袖崇拜情结，似乎对谁赢得这场选举的关注远胜于对选举规则和事实真相的关注，似乎不愿意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现在看来，选举舞弊论的最后堡垒是司法诉讼，川普的支持者似乎仍然信任美国司法。如果美国法院能够令人信服地排除系统性的选举舞弊，那么此次大选对于中国自由派将或许是一堂难忘的宪法课，能让他们看到美国人是如何守护新闻自由、选举完整和司法公正，并恢复他们对民主国家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的信任，而不是在误解、偏见和阴谋论中越陷越深。

 

然而，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宪法序言里的“我们人民”还在共享并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吗？我所说的“美国契约”，是指联邦宪法所体现的政治自然法则，如分权架构和有限民主、言论及新闻自由和法律平等保护。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等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体制性种族歧视也未必彻底消除，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激发的群情激愤则显示，社会性歧视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国家，还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会契约吗？

 

有些问题很难以答案。我只想从自己听到的华裔美国人抱怨比较多的两个问题，谈谈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种族，而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约，那么不论哪个党执政，社会都将分崩离析。

 

传统的社会契约以消极自由为主，要求机会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并不要求积极意义的结果平等和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把这个问题留给多数人决断的立法——原则上，如果多数人同意，他们总是可以让自己推选的议会代表规定更积极的平等化政策。事实上，许多亚裔家庭认为，大学录取的纠偏政策已经损害了他们的子女获得平等入学的机会。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应该重视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不应让亚裔美国人自己带上种族主义情绪。恰好相反，他们应当主张回归消极意义的族群平等。毕竟，纠偏行动不应永久化，更不应扩大化；它的本意是帮助历史上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尽快使他们获得平等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亚裔也应该更多地融入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来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自由派经常诟病西方左派的一个话题。如果有人表达了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譬如流露出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倾向，我们如何对待它？这类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们是否应该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或私人的——惩罚之？

 

允许我在此表达一点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观点——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教导我们谦逊和宽容，而且也为清除“不正确”的观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径——辩论。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的可疑言论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做什么呢？那只能让更多的错误观念因为恐惧而隐藏起来，但是它们会因为缺乏有力的驳斥而继续存在。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自由表达出来，然后用充分的证据和说理反驳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伟大名言：言论自由不是为了保护与我们一致的言论，而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憎恨的言论。我不断地对中国政府强调这句话的逻辑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国社会的普罗大众能够接受这个逻辑，克制让错误意见闭嘴的人性冲动，避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担忧的“公共意见的专政”。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点是普通美国人对未必伟大的不同意见更加宽容。

 

不论哪个党执政，修复美国契约的使命必将是艰巨的。如果拜登先生能够顺利上任，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对新总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美国总统当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总统制让美国更加分裂——用政治学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话说，总统制是最大的“胜者通吃”；它让双方都输不起，它要为此次大选中出现的各种狂热、焦虑和分裂负责。

 

不论如何，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美国能否修复正在被撕裂的社会契约——不同种族能否相互尊重并平等对待，不同阶级能否和平解决利益冲突，不同观点能否自由表达……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最终都掌握在普通美国人手里。只有当多数美国人愿意继续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美国宪政民主才能恢复世界对它的信任。美国才能继续作为“民主灯塔”，照亮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往宪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