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抗击新冠疫情时没有把SARS当作前车之鉴

 

 

（大中报/096.ca讯） 多伦多星报日前发表了一篇专栏作家Lex Harvey的观点文章，她留意到专家们都表示安省并没有把在SARS中学到的教训，运用在新的COVID疫情当中。

 

回到一年前，在多伦多的一个冬夜，一名男子从中国武汉旅游回来后，因发烧和干咳被送进医院。

 

自2020年1月25日加拿大出现首例COVID-19病例以来，已有超过1.8万名加拿大人死亡，其中安省死亡超过5600人。该病毒已经进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肆虐养老中心，造成学校和大多数企业关闭，破坏整个经济部门，让成千上万的人遗留下持久的健康问题，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不平等，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那么，能不能避免呢？

 

17多年前的2003年冬天，一名多伦多妇女从香港旅行回来后，因发烧和干咳去看家庭医生。她当时患有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这是一种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与COVID-19的基因几乎有80%相似性。

 

SARS的流行，造成全球有8000多人感染，加拿大亦有400多人感染，几乎都在安省。虽然比COVID-19的范围比较小，但该病毒让安省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安省的卫生系统对处理传染病的严重不足。

 

系统性的失误造成了本可预防的痛苦和损失，包括加拿大当时有44人死亡，都是在多伦多发生的，幸亏当时的医护人员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挺身而出平息了疫情。

 

在SARS之后的几年里，一些省级和全国的报告总结了安省的失败，并建议了可改进的方向。

 

2007年1月，已故安省高等法院大法官Archie Campbell曾发布并被省府接受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疫情报告。其中指出：“SARS表明安省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崩溃，需要修复”，并警告称该省很容易受到未来灾难的影响。

 

当COVID-19首次来袭时，许多人希望安省在SARS期间的经验为控制疫情蔓延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加拿大首例COVID-19病例发生一年后，显然许多同样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星报》曾采访了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其中一些人参与了撰写SARS结束后的报告，专家一致认为安省没有从SARS中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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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信息系统不足

SARS之所以如此严重，部分原因是安省未能迅速发现和通报新的病毒病例。Campbell法官的报告认为，这一失误导致了医院的疫情爆发，并且人们都以为控制住SARS后又爆发感染。SARS主要影响了GTA几家医院的卫生工作者、病人和探访者，在第一波疫情中，重灾区士嘉堡慈恩医院和约克中心医院被迫临时关闭，在2003年5月第二波疫情中，北约克综合医院被迫临时关闭。

近二十年后，专家们认为，安省仍然缺乏管理全球流行病所需的数据系统，尤其是比SARS范围更大的疫情。

 

2020年4月，安省没有拿出精力查出新的病例和行动轨迹，也没有及时公布信息。在COVID-19肆虐长期护理系统的同时，有媒体记者发现官方消息大大低估了死亡人数，也没有披露死亡发生的地点。

 

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工作滞后。去年3月至8月间，安省审计长指出，多伦多平均需要5.75天的时间来检测送检样本并着手个案管理，这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2003年担任非典和公共卫生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的David Naylor 博士称，民间人士不得不站出来公布数据，比如Jennifer Kwan医生，她每天都会在她的Twitter账户上发布关于COVID-19关键指标的最新信息。

 

虽然这些人值得表扬，但他认为如果依靠民间人士来获得数据组合和分析，肯定是有问题的。

 

Naylor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呼吁，追踪COVID-19对种族化社区的过度影响，安省在7月开始强制要求提供基于种族的数据，这是数据中的一个“亮点”。在这次疫情之前，人们对公共卫生中基于种族的差异“故意视而不见”。

 

Naylor说：“现在我们看到，由于COVID的存在，安省存在着严重的薄弱环节……而且在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方面似乎更加开放。”

 

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家Ashleigh Tuite表示，在社区传播率高企的情况下，安省无法解释新的感染来自哪里，这让公众难以掌握政策选择。

 

Tuite非常理解公众想了解政府为什么说餐馆和酒吧不安全？学校安全或不安全？因为这类数据并没有被公布，也不总是以系统化的方式收集。

 

上世纪90年代曾任安省卫生医疗官员的David Mowat医生表示，SARS后数据系统薄弱，没有得到充分升级，阻碍了安省积极应对COVID-19。

 

沟通不畅，缺乏独立的公共卫生声音

在SARS期间，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沟通不畅，这都加剧了病毒的传播。2003年2月，当加拿大第一个SARS患者在多伦多住院时，安省卫生官员几个月来都没有接到这种致命病毒在中国蔓延的警报。当5月SARS再次出现时，记者不得不在新闻发布会的提问阶段从卫生官员口中撬出北约克综合医院出现疫情的消息。

 

在SARS期间，安省卫生首席医疗官Colin D'Cunha医生被评价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未能有效领导抗疫。Campbell 法官的报告认为：“是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D'Cunha 管理造成的”。在危机中奋战的许多人认为，在一些公共卫生决策中存在着“政治因素”。

 

在经历了SARS之后，由前省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对立法进行了修改：“......澄清首席医疗官在卫生紧急情况下的享受发号施令的权利，可以根据评估的风险自由地主动采取行动”。

 

不过，公共卫生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混乱、分工不明确，还是成为安省对抗COVID-19疫情经常被批评的地方，很多人指责现任首席医疗官David Williams没有站在现任省长福特的立场上，没有实施有效的卫生政策。

 

据汉密尔顿St. Joseph医疗机构的传染病专家Zain Chagla博士认为，当政客成为传递公共卫生信息的发言人时，就会出现麻烦，比如省长福特频繁的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这确实会使信息倾斜，而且它会在公共卫生措施中划出不同的党派界限。这伤害了公众的信任，因此，也伤害了遵守公共卫生的自觉性。

 

在整个疫情蔓延过程中，安省公共卫生措施一直被批评为模糊且有误导性，包括目前的居家令，允许安省五人内的聚集，同时要求人们留在家中，除非绝对必要不要外出，但没有解释什么是“必要”。

 

处理峰值能力不足

Campbell法官在报告序言中提出：SARS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看不见的东西做好准备。这是SARS最重要的教训。

 

Campbell法官同时也认为，政府和医院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措手不及，卫生工作者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放弃适当的设备和培训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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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应对能力指的是一个系统在紧急情况下超越其极限的能力，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则可认为是满足对医疗用品和医院床位等方面的高度需求。

 

2007年，根据Campbell法官领导的SARS委员会的建议，安省表示将购买5500万个N95口罩，以便在下一次呼吸道病毒来袭时保护医护人员。但多年来，这些口罩慢慢过期，省府也没有考虑更换。

 

数十年之后，COVID-19来了，安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Naylor认为，安省在库存更新方面毫无疑问地存在问题，确实没有适当的生产能力或库存来迅速有效地应对这场疫情蔓延。

 

由于加拿大没有生产N95口罩生产设备，只能依靠中国和美国的制造商。 去年8月，安省和联邦政府宣布了一项协议，开始在Brockville的一家工厂生产N95口罩。

 

Chagla认为，口罩短缺使政府在强制要求公众戴口罩方面犹豫不决，官员们不希望普通人从脆弱的卫生工作者那里攫取有限的口罩。

 

安省也难以满足COVID第二波的医院床位需求，省府最近宣布拨款在Vaughan市新建一个医院，以应对COVID的大量床位要求。

 

士嘉堡一名急诊室医生曾目睹了奄奄一息的病人到达急诊室后无处安放的场景。多伦多医院被迫将病人送到远在金士顿的医院治疗。

 

Tuite表示，安省的人均医院床位比其他省份都少，而且紧急情况下几乎没有周转余地。

 

未能防止机构性疾病的爆发和保护保健人员

SARS作为蹂躏医院的病毒被人们记住。COVID-19将作为蹂躏安省长期护理系统的病毒而被记住，截至22日上周五，安省有3298名长者死于该病毒。

 

72%的SARS病例是在医院环境中感染的，45%是医院工作者。医生、护士、辅助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员、清洁工被感染，许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给了家人。

 

在SARS期间，医护人员如此脆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安省没有实行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采取预警措施以降低风险的做法，特别是在防止空气传播方面。

 

为SARS委员会提供咨询的Mario Possamai表示，预警原则是安大略省没有听从的SARS的"关键教训"。他在2020年10月的报告“恐惧的时代”中详细介绍了加拿大未能采用预警原则是如何危及卫生工作者的，这些卫生工作者在去年7月下旬占加拿大总病例数的近2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早在对COVID-19知之甚少的时候，Possamai就表示，安省应该通过强制令要求卫生工作者佩戴N95口罩，并在医院、学校和长期护理中心等设施中加强空气净化和通风系统来防止病毒空气传播。

 

Possamai说：“他们虽然得到了外科口罩，而外科口罩对于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来说是不够的。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佩戴N95口罩。”

 

目前，COVID-19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

 

对Chagla来说，问题不在于安省没有采取预警措施，而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因为证据还没有产生。

 

他认为失败的地方在于，疫情已经持续10个月了，安省还在谈论预警原则。因为与SARS相比，每个医疗系统中COVID-19的病例数千倍于SARS，SARS当时影响的是大多伦多地区的一个小区域。

 

Naylor指出，在SARS之后，安省应该对不同的机构及其在传染病方面的脆弱性进行评估。他痛惜的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惨痛的教训，当呼吸道病毒侵袭一群人的时候，医护人员应该马上分辨出脆弱人士，并且积极准备应对它。

 

在公共卫生领域，17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SARS的死亡和痛苦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兴趣和投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逐渐消失，预算被削减，教训没有被吸取。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Mowat称，David Naylor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加拿大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有一次突发事件，然后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有进一步的资金进入该领域，然后就慢慢消失了，然后又有类似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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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lor的原话是：“这个循环必须停止。”

 

这可能是人们从COVID-19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