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曾被认为阴谋论，为何现在成为合理假设？

 

（大中报/096.ca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年半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新冠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

 

从疫情暴发之初，大多数科学家就认为，SARS-CoV-2病毒可能在2019年底从动物传到人身上，可能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肉类市场。该市有1100万人口，首批已知的新冠病毒病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但今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调查另一种争论了数月的解释：病毒是从实验室意外泄漏的。

 

这个曾经被视为阴谋论的想法是如何成为病毒起源的合理假设的呢？为什么是现在？下面是人们的看法。

 

关于实验室泄漏说 

2020年1月下旬武汉封城后，《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篇中国科学家的论文，认为病毒来自蝙蝠，可能是通过武汉肉类市场上的另一种动物。这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这种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称为人畜共患传染病，据信是三分之二人类传染病的来源，包括埃博拉、SARS和许多类型的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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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20年2月，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在一篇现已撤回的论文中指出，SARS-CoV-2“可能源自”两个实验室中的一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或武汉疾病控制中心。二者都通过收集洞穴样本，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一些世界上最广泛的研究，经常产生重要的发现：2017年，杰出的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家石正丽将2002年暴发的SARS追溯到一群中华菊头蝠。后来她还发表了一些关于SARS-CoV-2最重要的早期研究。

 

不过，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担心，这种对蝙蝠传播病毒的深入研究本身可能引发溢出事件。

 

• 在现场，武汉疾控团队负责人田俊华曾公开表示，自己曾忘记穿个人防护装备，被蝙蝠血溅到身上不止一次。2019年12月，疫情前夕，中国电视台播出了田俊华团队在蝙蝠洞中采集样本的视频。这次探险的发现从未公开过，而且田俊华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公开讲话了。

 

• 在实验室内，有两个团队在生物安全二级环境下进行了蝙蝠病毒研究，常有人说这个生物安全级别跟牙医诊室差不多。2018年，美国官员访问了石正丽在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注意到一些可能导致SARS类病毒暴发的隐患，该实验室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经费。

 

有人认为石正丽的团队不只要为意外泄漏负责，而且病毒还是他们制造的。在2015年的一项争议性研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一座实验室使用石正丽的数据——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经费——制造了一种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呼吸道细胞。有科学家认为，这类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有助于我们为潜在的疾病大流行做准备。但是也有人持批评态度，认为风险过高，因此令人猜想SARS-CoV-2是否在石正丽的实验室进行过工程改造后逃逸。

 

石正丽本人对这两个版本的实验室泄漏说都矢口否认：她上周对时报说，她的实验室从未进行过增强病毒毒性的功能获得性实验。去年七月她还坚称，自然溢出事件也不可能的，因为病毒所没有人员感染SARS-CoV-2。武汉疾控中心也否认存在任何感染。

 

然而中国拒绝接受独立调查，导致这些说法很难得到验证。据凯瑟琳·伊班(Katherine Eban)的《名利场》(Vanity Fair)报道，白宫官员也在从中阻挠，部分原因是不想将注意力引向美国政府与武汉病毒所和功能获得研究的财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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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有一些严肃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可能的、甚至合理的解释。其中一位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戴维·雷尔曼(David Relman)，他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更彻底的调查。

 

• 雷尔曼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指出，实验室泄漏危险病原体的事件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其中一次泄漏据信导致了1977年的一场规模相对小的流感大流行。

 

• 中国的研究人员在检测了数万只动物后仍无法找到SARS-CoV-2的自然来源。雷尔曼提到，最接近的表面亲属是在距离武汉1000英里的地方发现的。

 

但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些细节不见得就能成为质疑自然源头说的理由。毕竟，石正丽用了15年才发现SARS的源头，并且是在距离最初疫情暴发地几百英里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病毒学家、冠状病毒专家苏珊·韦斯(Susan Weiss)提到了通过蹄声猜动物的谚语（“听到蹄声应该想到马而不是斑马”，即应该首先考虑更常见的情况。——译注）。“你知道马和斑马的格言吧？”她对《华盛顿邮报》说。“人畜共患是马，实验室泄漏是斑马。”

 

杜兰大学病毒学家小罗伯特·加里(Robert Garry Jr.)同样坚信该病毒源于自然。他告诉邮报：“我认为人们感到沮丧，很多人都在寻找某个可以归咎的人。”

 

然而，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不确定性。“我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耶鲁大学免疫学家岩崎明子(Akiko Iwasaki)告诉时报。“这两个说法的证据都太少了，几乎就像扔硬币。”

 

而且这样的状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故事令人发狂的一面是——尽管现在动静很大——双方的事实证据仍然非常薄弱，”科学记者、前时报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 Jr.)告诉邮报。“这场辩论不会结束，直到发现更多的事实，前提是如果有这样的事实的话。”

 

实验室泄漏理论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出现，但一些事件帮助它在5月重新进入主流，包括18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封信，呼吁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大约一周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因“与Covid-19和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求医。

 

但也有一些人对实验室泄漏说的兴趣是将其视为关于群体思维、政治两极分化和专业上的多重危机警示。在美国，这个说法的早期著名推动者之一是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对华鹰派人士汤姆·科顿(Tom Cotton)，也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忠实盟友，他在2020年2月辩称，“中国对病毒的起源说了谎”，并暗示它来自一个“超级实验室”。很快，特朗普政府和他的宣传团队开始暗示这场流行病是中国企图破坏他连任的阴谋。

 

这种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政治化导致了部分媒体的错误共识。“可以理解，当局以及公共卫生专家和记者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最初是带着困惑的，”记者乔纳森·柴特(Jonathan Chait)写道。“他们要犯错也应该是在不确定的事情上，但他们错在对一件事确信不疑。他们在2020年初拥护了这个错误的确信，变成了一个他们许久未曾质疑的教条。”

 

甚至在围绕口罩和气溶胶传播的共识上出现更加明显的逆转，表明公共卫生当局也需要进行一些反省。“科学重视可能性，但人们重视确定性，”麦迪·班德(Maddie Bender)在Vice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科学宣传还未能在两者间搭起桥梁。在一个世代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这种脱节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其中一个后果是，实验室泄漏说已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以及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足球。但是，雷尔曼说，如果科学不能超越政治，那么它至少必须希望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对公共卫生有着重大影响。

 

“如果我们发现更多有力证据证明SARS-CoV-2是直接从蝙蝠传给人类的‘溢出’事件，那么需要大幅加强对蝙蝠-人类接触的理解和管理，”他写道。“但是，如果SARS-CoV-2从实验室逃逸而导致大流行，那么了解前因后果并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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