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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邮专栏:加拿大人对精神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接下来咋办?
We’re more aware of mental illness, but what do we do about it? G&M column
We’re more aware of mental illness, but what do we do about it? G&M column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日前刊登了Skye Fitzpatrick的评论,他是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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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人们非常熟悉一组数据: 在COVID-19之前,每五个加拿大人中至少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而在COVID-19疫情期间,发病率急剧上升。
加拿大公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令人鼓舞。但在提高认识的同时,人们未能解决心理健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获得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案。
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精神疾病是边缘型人格障碍(BPD)。BPD可能是致命的;大约84%的BPD患者在某个时候会伤害自己,10%的人死于自杀。
好消息是对BPD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这些治疗需要每周多次看专家,持续一年左右。加拿大公共资助的诊所历来都有等待名单,这类名单上的人非常多,常常不接受新的申请,等待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对于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可能是致命的时间。
然而,许多私人提供者也有长达数月的等待名单,而且他们的诊疗费用也不低;在安大略省,临床心理学医生的看诊标准费用是每小时225元,如果你要找的是心理学专家,费用可能更高。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有适合的药物。例如,目前还没有一种BPD的特效药物,有些情况最好只通过心理治疗,或与药物治疗相结合。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增加心理健康护理的公共资金?当然可以。培训更多的心理健康护理人员?当然可以。但现实是,这两种解决方案可能仍然无法满足公众的巨大需求。
这是一个基本的供应和需求(S&D)问题: 在加拿大,每1,300人中只有一名心理治疗师(或心理专家)。到了40岁,一半的人有显性的精神疾病,另一半人可能仍然有令人痛苦的症状,但未达到确诊的标准。
此外,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重大的压力或创伤突发事件(如虐待关系、离婚、出柜、性侵犯等),需要心理支持。大多数患者需要11至18次心理治疗才能经历有意义的变化,目前没有足够的提供者让人们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人们需要对心理健康护理的实际意义进行彻底的重新认识。目前,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一项心理健康干预措施能够对一个人的症状产生很大的影响(即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就是好的,而对于那些能够同时惠及多人的干预措施,即使个别影响较小,也不太重视。例如,当医护人员在某人出院后向其发送一封信、电子邮件或短信表达关怀时,自杀企图会减少。虽然这样的行动可能不像心理治疗那样对个人产生影响,但依旧很有效果。
除了个人的身心治疗方案外,还需要社会的干预。例如,无家可归、遭受歧视或社会支持不足与许多心理障碍有关,这意味着为人们提供住房、认同和社交联系的努力可以成为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
加拿大已经有了这种集体的、公共的干预方法的例子,比如在桥梁设置障碍防止人们自杀,当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例如,人们与患者谈论毒品的危害,可以使他们更有可能戒掉毒品;倾听被性侵犯的感受,可以预测患者是否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然,对非常痛苦的人做出看似很友善的回应,会使他们感觉更糟,所以需要公共心理健康知识教人们如何做(或不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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