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美大学校园里充满着激烈的文化冲突，而这正是教育学生们区分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好时光（上）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Jacob T. Levy的专栏。他是麦吉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和政治理论教授。

评论说，在美国和加拿大，众大学都在努力应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后的加沙战争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蒙特利尔，校园政治在冲突发生一个月后达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步，康考迪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者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蒙特利尔大学的一名教授也因参与康考迪亚事件而被停职。从那时起，魁省大学的局势趋于平静，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六所加拿大大学因涉嫌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环境的敌意影响而被起诉。要求压制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者言论的呼声已上书美国国会，并导致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和哈佛大学校长先后丢了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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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高度两极分化的文化战争中被妖魔化，加剧了当前的复杂性。但是，即使没有这种校外政治环境，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尖锐对立也凸显出，对于如何处理校园内的激烈辩论，不同的大学支持者之间以及大学与公众之间的共识是极其匮乏的。

这部分是因为管理北美大学的教条在某些方面是奇怪的、违反直觉的，所以维护起来很复杂，也很容易被抛弃。部分原因还在于教育工作者没有努力捍卫这些教条。许多高等教育院校在这样的时刻让它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和信誉流失了，这次危机应该促使它们在下一次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前重建这些资源和信誉。

2023年10月7日后，学术风波中最受瞩目的事态发展是12月5日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的听证会，以及随后哈佛大学的盖伊（Claudine Ga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两人的辞职。虽然这两起事件都有其特殊性：校长马吉尔在 10月7日之前就因校园反犹太主义而备受指责，而校长盖伊最终也因论文剽窃指控而下台，但这两所大学的核心问题与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相同。



当然，关于以哈冲突的意见一开始就高度两极分化。在任何问题上，大学积极分子往往容易过界。而北美的大学里有犹太、穆斯林和阿拉伯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其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来自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领土，或者与那里有联系。因此，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立即引发了两种反应：一种是犹太人，包括以色列人和与以色列有联系的犹太人的哀悼和恐惧；一种是积极动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包括一些早期支持武装抵抗以色列的人，他们对袭击的实际规模一无所知，还有一些人断定以色列会随之做出的暴力反应。

大学社区的犹太裔成员感到愤怒和恐惧，他们呼吁大学领导谴责袭击事件，并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言论。不同的大学对这些呼吁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但许多大学的犹太学生和其支持者认为这些回应是不够的。随着以色列反击的展开、扩大和持续，抗议也随之而来：如果大学对哈马斯的袭击采取了反对立场，为什么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破坏也采取反对立场呢？这些并不是造成校园分歧的唯一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抗议者的言论是否受到了足够的限制，毕竟这些言论被推定为鼓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在有关这一切的辩论中，有许多混乱的根源。其一，大学为政治言论和抗议言论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护，但这只是一种附带的副产品，并不像自由民主社会那样刻意为之。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发现、传播和保存知识，也就是研究、教学、出版和图书馆藏书方面的工作。捍卫这一承诺的原则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有几个部分：

首先，根据学术方法，钻研论点和证据的自由。研究人员，或者说为课题撰写论文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推翻书本的观点，前提是他们能够证明这些结论。

第二，教学自由，受课堂教学任务的范围限制，并受学生评估的限制，这些限制意味着教授们需要坚持其学术团体或学科所定义的主题，比如被指派教授天文学时，他们不能教授占星术。这也意味着教室前面不是开放讲坛或政治平台。但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教授们有很大的自由度来选择他们的教学方法、课程材料、强调哪些观点、教授哪些技能等等。

最后是免于非学术性评价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师生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对学术界成员的学术评价，无论是学生成绩还是教授终身职位，都只能以其学术的成绩为依据。他们不得因对其他问题的观点和言论而失去学术阵地（学生注册、教授聘用等）。在 20 世纪初一系列的案例中，各大学逐渐认识到，不能因为经济学家是无神论者、或数学家是社会主义粉丝而炒他们鱿鱼；他们在这些政治和宗教问题上的言论与他们的工作无关。校外言论自由指的是在实验室、教室和图书馆的之外的言论自由。这么做主要不是为了保护这种言论，而是为了保护实验室、教室和图书馆内的学术自由。





与学术自由相伴并在传统上得到加强的一项规则是大学中立。如果说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和学术团体或学科在不被强加正统观念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能力，那么大学中立则是指首先不宣布正统观念（orthodoxy）的承诺。就像站在教室前面的教授不应该把教室当作讲坛来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一样，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应该宣扬某一政治或宗教观点，以免干扰其成员追求自己的思想自由。大学里有大量重要的政治辩论，但这些都是由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和教授进行的，他们追求的是不同的论点碰撞，而不是由整个机构来得出一个官方结论。

大学有时需要为自己的利益需要大声疾呼。大学的一些决定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政治人物做出道德判断：谁的贡献值得授予荣誉学位，谁的职业生涯涉及太多不公正，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应该从建筑物上抹去。但如果没有不可避免的类似烦恼，那么大学就应该保持沉默和中立，以保证学生和教授有探究、批评和辩论的自由。

这些原则产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奇怪结果。例如，大学学生的抗议活动很常见，其奇怪之处在于它们与大学的使命毫不相干。抗议自由受到了非常有力的保护，这并不是因为抗议对大学很重要，就像抗议对民主社会很重要一样，只是因为抗议与学术无关。因为师生在抗议活动中的言论，或在任何其他非学术场合，与其在学术界的成就是无关的。唯一需要限制的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抗议活动的行为；大学不仅要保护其他成员的安全，还要保护其学术氛围的安全。大学校方不能对标语上的语言内容做出判断，但必须进行适当干预，以防止校内发生暴力，或校内发生占领和封锁事件，从而导致师生无法上课，或受邀发言人无法发言。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学尽量避免动用校园安保人员或正规警察的力量来对付师生，即使这些师生威胁到校园的教学秩序，进而威胁到其他师生的权利。对合法抗议采取行动都是持续存在的危险；而包括抗议者在内的全体师生都是学术的一部分。大学喊来防暴警察和特警则更不合适。但如果等到抗议活动结束，再想了解抗议者的身份，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否则就很难做到。因此，大学对此类抗议活动往往作壁上观，只是偶尔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严肃事件。所有这些抗议的议题都是真正的问题，光靠抗议是拿不出解决方案的，但许多大学的不闻不问让人误以为抗议活动可以不计后果地中断教学秩序或抢走演讲者的麦克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