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过什么是死得痛快！我希望未来的安乐死也是这样”（上）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Noah Richler的文章。他常年往返于安省多伦多和新斯科舍省桑迪湾之间。他的著有《候选者：竞选路上的恐惧与厌恶》。文章说，我的岳母朱迪（Judith MacLachlan）是我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女性，她最终选择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安乐死能有保障措施，这样才不会把这种难以抉择的选择权强加于亲人。

在安省尼亚加拉湖畔有一栋小屋属于朱迪。这座白色木板房可能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有一种破败不堪的童话感。杂草丛生的藤蔓将砖砌的烟囱固定在原处，门前小花园里的鲜花和灌木丛几乎完全遮住了阳台和白色窗框。室内摆满了书籍、黑胶唱片和艺术品。靠墙放着一架小钢琴，书架上、橱柜里和地板上堆满了书，几乎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家庭照片。墙上挂满了哈里斯（Peter Harris）的画作，他是朱迪的丈夫，这位老艺术家在1993年就去世了，享年 61 岁。生动的静物画也是对特定颜色（橙色、蓝色、紫色）的深入研究。一幅是披着披肩的女子正面肖像。另一幅是一个躺着的裸女，可以肯定这就是朱迪年轻的样子。

宁静的道路对面没有房屋，只有大量的树木和藤蔓掩映着古老的栅栏，栅栏外是St. Mark’s公会教堂长满青苔的精致墓地。在住宅的另一侧是尼亚加拉河口和安大略湖。从屋后玻璃房内，可以俯瞰尼亚加拉古堡和美国的壮丽景色。

朱迪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回家，对她来说，家里有几样东西很吸引人：她的家人，当然是女儿莎拉(Sarah)和儿子罗布，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这个小镇曾是英国殖民地（Upper Canada）第一议会诞生地，以及她一直以来生活的地方；还有这栋她不愿离开太久的迷人住宅。朱迪曾是一名教师，昔日的学生如今都已步入人生巅峰，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和钦佩之情；作为一名离婚妻子，在那个正式分居还很罕见，也不容易获得批准；作为一名学生，她参加了15年的夜校学习，40 多岁时才从Brock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毕业。从十几岁起，朱迪就对孩子们说："我希望人们看到我就会想起，这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

朱迪的最后一个选择是接受安乐死（MAID），她于去年 10 月接受了这一方案。

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人来说，加拿大的安乐死法律包含了一些保障措施，以减轻在死亡到来时的不确定性，或者对决定权做了规定。一个人是否做好了准备，必须由两名独立的医疗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越多的人知道这个决定，越早知道，这个过程就越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朱迪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她的准备工作。

虽然安乐死资格并不要求患者身患绝症，但朱迪确实身患绝症。她患了近十年的多发性骨髓瘤（myeloma）正在恶化，药物也失去了作用。她已经厌倦了在医院和诊所长时间等待她不再感兴趣的治疗，并开始拒绝治疗。最初的计划是将安乐死推迟到她的孙女索菲（Sophie）怀孕之后，这样圣诞节家里就会有一个重孙子来探望她，或者等足够长的时间来迎接第二个重孙子，因为她的孙子安德鲁（Andrew）和他的妻子梅丽莎（Melissa）将于三月在纽约待产。但是，就在圣诞节前两个月，她从床上摔了下来。她的臀部骨折，无法从地板上站起来，医护人员急忙把她带离她从未想过要离开的家，送到尼亚加拉瀑布小镇的急诊室。在那里，她一如既往地坚持说自己不疼，并告诉男医生是多么英俊潇洒、衣冠楚楚。

朱迪说："多可爱的衬衫啊。你通常不会在医院里看到这种色调。"

病房没有这些美好，它们是功能性很强的房间，没有美丽的容身之处，如果允许摆放的话，也许只能摆放很快就会枯萎的花朵。朱迪讨厌住院，其他人也讨厌住院。谁愿意和其他即将死去的人在一个病房共同生活呢？在三周的时间里，朱迪从一个病房转到另一个病房，最后一个病房是与另外两名女性共用的。其中一位 90 多岁，已经时刻离不开呼吸机。她侧躺在床上，慢慢地死去，偶尔会发出呻吟声，还被迫忍受着周围挂满隔离塑料布，因为她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好像这很重要似的。另一个人则把电视开得太大声，时不时地推着轮椅出去抽烟；而朱迪则读完了我们带给她的报纸，试图在她的"现代禁闭室"里假装正常。

加拿大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一个生命不再值得保护？现在，我们得知，精神病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要到下一次联邦选举之后才会被考虑。虽然愤世嫉俗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自由党政府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所以只考虑选票而不是实际情况。该法案的反对者说，患者的身体可能还无法坚持到医疗措施可能对他们有用的程度，即使不能让患者快乐，也能让他们活着。

我们学会了如何延长生命，却不太懂得如何让生命更有意义。

住院的第一周，朱迪非常喜欢社交活动。女儿莎拉一直认为她的母亲在家里很少见人，她的母亲是抑郁症患者，但她的母亲会反驳说 "我没有抑郁"，这当然是她那一代人的固定回答方式。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人都来找她，和她打交道。一位外科医生过来告诉她，他们准备给她做骨折修复手术，然后还要几天时间才能开始康复训练。女儿莎拉建议，如果朱迪愿意，可以拒绝手术。朱迪表情严肃地看着她的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她要继续手术。

突然间，她似乎彻底改变了对安乐死的看法。手术结束后，朱迪被推回病房，她举起双臂，高兴地向她结识的新病友喊道："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但后来她才知道，要想让腿负重还需要六到八周的时间，而不是几天。还需要住院两个月想想就很可怕：长时间仰卧；感染的可能性；没有两名护士的帮助就不能上厕所；再也不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于是，她决定回到家看看，再进行安乐死。

她在周末做出了决定，周一就被带回了她心爱的家。在朱迪到来之前，女儿莎拉和她的弟弟罗布重新布置了家具，让朱迪可以躺在租来的病床上，病床安装在后门廊的玻璃房中央，可以远眺树木和河流。病房里平淡无奇的米色和棕褐色调不见了，输液管、输液袋、滑动托盘和塑料制品不见了，护士轮番上阵和一盘盘难吃的食物不见了，病房里另外两名病友也不见了。在家里，朱迪可以躺在自己的床单上，盖着自己的被子，穿着摔倒前一周特价购买的天蓝色高领毛衣。

朱迪说："穿高领毛衣还是很时尚的。"

在医院里，朱迪的愁眉苦脸从未消失过，回到家后，她几乎永远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恢复了往日的状态。现在，她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一些小事也能让她欣喜若狂。她经常去当地的家庭餐馆 Stagecoach 吃一片香脆的培根，然后悄悄地喂狗。吃一块她在多伦多的孙女娜塔莉精心制作的多层蛋糕，或者咬一口一位护工从第13街烘焙屋带来的黄油蛋挞，因为这是她最喜欢吃的一种蛋挞。

当然还有每天下午四点半一杯气泡酒。朱迪说:"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是那种只能喝半杯的女孩，我告诉他们，我高兴的时候能喝一杯。"

她本想在周六去世，那将是她 88 岁的生日，但临终照料医生不希望周末还工作。

朱迪说："好吧，那星期五怎么样？"

临终照料医生说："什么时候？"

她想了一会儿："11点59分"。

临终照料医生说："我想程序中无法输入这个时间。11点50分怎么样？"

朱迪笑着说："没问题。"

在周一至周五这四天里，房子后面阳光充足的玻璃房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爱的花房，朱迪就在这里，给予和接受。她的子女、孙辈和他们的伴侣，以及她69年的闺蜜安贝斯（Beth Ann，这意味着她认识朱迪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都长）坐在这里，一列列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分享食物、故事、欢笑，很少有人流泪。每隔一段时间，朱迪一家都会通过视频与远在英国伦敦的苏菲通话，让她自拍一张照片，或者聊聊天，了解她们的最新情况。

朱迪每次都喊道："那个孩子准备什么时候出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