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到什么程度就该适可而止？为何西方仇富越来越严重？

（大中网/096.ca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道说，4月底，当联邦政府重新征收资本收益税所引发的愤怒不断被人所诟病的时候，一个"非常富有的富人"（The Very Very Rich Guy）打来电话，解释在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时尚专卖店花掉50万元要花很长时间。

这位富人是多伦多的一位商人，拥有巨额财富，既有继承来的，也有自己创造的： 他经营着一家制造企业，雇佣了数百名加拿大人。他非常慷慨，向医院和图书馆捐赠过数百万元善款，他还喜欢购物。尤其是买时尚衣服。

他在电话中说："每天花一百万来帮助别人并不难。每天花一百万进行投资也不难。但要花那么多钱在自己身上就很难了。你去路易威登时尚专卖店，你很难一次性花掉50万。"

我只能轻哼一声。即使路过路易威登专卖店，我也会感到心里郁结。

这位富人说："这是真的。假设你买的每一件商品都要花1万元。店员必须打开包装，你必须试穿。这已经需要 15 分钟了。那就是一小时买4套衣服，一小时花了4万元。如果你在那里呆上一整天用了8 个小时，你仍然只花了32万元。"

他的观点是，世界上的富人不可能把世界财富的大部分花在自己身上，但如果政府对这些财富征收过重的税，他们就会停止投资。随之而来的将是混乱：资本、就业、生产力和繁荣都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商业法则。

我喜欢富人。他在我认为是花哨的东西上花了很多钱（比如，美籍印裔亿万富翁Ankur Jain是科技公司Bilt Rewards的首席执行官，4月26日他租用了埃及吉萨金字塔作为他与前 WWE 摔跤手Erika Hammond的婚礼场地）。不过，我很钦佩他对人类全部欲望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富翁朋友缴纳了很多税。2021 年，加拿大收入最高的 1% 的人（292,560 人），平均收入 579,100元，占报税者总收入的 10.4%，缴纳了全部所得税的 22.5%。收入最高的 10%的人缴纳了一半以上的税款（54.4%）。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空气中弥漫着反资本主义的味道。不久前联邦提高了资本收益税，更不用说联邦预算案暗戳戳地想吸引年轻左翼激进选民的支持。5月初，20国集团（G20）中的四个国家提出了对全球 3,000多名亿万富翁（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国人）征收 2% 的财富税的想法。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3月27日美国联邦预算案中提到了财富税；这是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2021年提出的对跨国公司征收15%的税的建议的补充。

富人有很多责任。多年来，财富不平等一直在扩大：在加拿大，最富有的10% 加拿大人拥有全国56%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加拿大人拥有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财富。与此同时， 500 万加拿大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可耻的吗？抑或财富不平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副产品，正如投资者长期以来为尽可能少缴税而辩护时所坚持的那样？这取决于你问谁。

伦敦经济学院（LSE）在1965年至2016年间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富人减税"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同时"对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财富不平等会减少经济机会，缩减公共投资。

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戈什博士（Dr. Jayati Ghosh）近日说："我认为富人钱太多到花不完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可以把钱花在游说立法和监管上，从而不断为他们带来好处。这就是极端财富的危险之处。这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寡头政治（oligarchy）。而是无论哪个政府掌权，都会出现财阀说了算和富人说了算的情形。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全球经济即将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代际资产转移，财阀内部即将完成自我更新。"

戈什教授希望对所有超过1亿元的财富每年征收 2%的税，她认为这将使国库每年的收入达到2400亿元。她说："这对富人来说犹如股市波动。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

当然，慷他人之慨很容易。

戈什教授只是为财富税摇旗呐喊大军中的一员。多伦多的"复合性科学家"霍耶教授（Dan Hoyer）是"资源运动"的 200 名成员之一。"资源运动"是一个由拥有财富和/或阶级特权的年轻人组成的社区，致力于财富、土地和权力的再分配。霍耶教授和他的伴侣属于加拿大收入最高的2% 群体：年收入总和略高于20万元，在多伦多拥有一套公寓，是父母付的首付购买的，目前仍身背房贷。他今年 41 岁。

听霍耶教授介绍这么多，你会认为他已财富自由，不用担心生活开销。他说："是的，我们的钱能赚钱。投资企业，然后为普通人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处。"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他希望渥太华能征收2%的财富税，即使像他自己这样的较高收入者也不例外。联邦政府（或者任何政府）在管理通胀、生产力和支出方面的表现并不稳定，我们能相信政府是管理大规模财富转移的最佳选择吗？这取决于你问谁，但霍耶教授和像他这样的人倾向于认同政府的力量。霍耶教授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规模，无论是贫富差距、气候变化或面对民粹主义狂人，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多少钱才算多？目前"财富上限"运动的鼻祖是荷兰Utrecht大学伦理学教授罗宾斯（Ingrid Robeyns）。她对极端财富伦理的剖析毫不留情。她曾指出，要积累马斯克（Elon Musk）2190 亿元的财富，普通人需要在一生中能工作的45年里每个小时的时薪达到190 万元才能完成。

她认为，极端财富往往是犯罪的起源，她声称极端财富破坏了民主，不相信超级富豪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并坚持认为慈善事业不能替代财富上限的规则。她说："我们的社会契约并没有真正把平等和社会正义放在首位。我们遵循的是经济效率原则，以及'各取所需'的原则。"

她认为，100万元是任何人都需要的财富，1000万元当然更好。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英镑， 2000万元已经足够享受财富自由了。一些投资者对这一想法不屑一顾，认为它过于苛刻，会适得其反。

至少有一种解决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既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又不会引发阶级斗争，但在最近的税收风暴中却鲜有人提及"员工持股信托"（EOT）：企业主借钱给员工购买公司，让员工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汉密尔顿电脑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伊昂（Bill Young）是一家专门从事 EOT 的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SCP）的创始人。经过伊昂和他的合作伙伴三年的游说，财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今年的预算案终于包含了鼓励企业主接受EOT的资本收益优惠政策。美国已有6500 家这样的公司，其1500万名员工在40年间创造了21万亿元的财富，约合每人15万元。这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笔财富。这样的公司业绩更好、增长更快、利润更高。伊昂解释说："藏富于民不仅是解决财富不平等的好办法。这也是解决加拿大生产力问题的好办法。"

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企业，我们中就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富有。我们不太可能有足够的钱买路易威登时尚服装，或租下金字塔结婚，但我们中可能会有更多人开始像富人那样思考问题。可以想象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富人，问他多少钱才算富人，他会犹豫地说："很难说，你怎么也需要超过1,000万或1,500万的资产。"

他当然有这么多钱，甚至更多，才会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