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中共治腐进入新境界

           

媒体报道称：力度空前的反腐大快人心，但公众也担心，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反腐机制，倒了一批还会再来一批。对此，中共已经有所部署，近期中央在纪检体制改革方面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这表明反腐工作在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治标之后，正在稳步进入治本阶段。

2014北京APEC峰会通过的《北京反腐宣言》，为中国反腐追逃追赃提供了更为顺畅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澳洲的G20峰会，也有望在反腐国际合作问题上取得新突破。这两个国际性高峰会上达成的反腐共识，无疑助力着今年7月下旬中共部署在海外追逃贪官的「猎狐」行动。

「猎狐」行动深入持续，「拍蝇」、「打虎」高压不减，国内大力打击，国外全力追捕，贪官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许多贪官如过街老鼠无处躲藏，纷纷走上「抑郁」的自杀之路，一死了之，高官跳楼、割腕、服毒的新闻频频发生。外逃贪官在「猎狐」行动的高压之下也惶惶不可终日。

贪官高压下走向「自杀」路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高频亮剑，打虎拍蝇、对腐败行为「零容忍」，不断将反腐工作推向高潮。在收获民心、正气的同时，中央反腐也让贪官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些贪官走上了「自杀」之路。

今年11月10日，在APEC会议期间，江西庐山区检察院检察长李某在办公楼顶自缢身亡。其家属反映，李曾於1996年得过重度抑郁症，后经治疗症状缓解。近一年来，因糖尿病折磨，身体消瘦，抑郁症再次复发，终致不测。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后介绍，已排除他杀可能。

此前的今年7月9日，湖北孝感人大主任李海华坠楼死亡，现场遗书称「身患多种疾病，常感不适，只能自我解脱」；今年6月5日，淮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自缢身亡，疑因有多年抑郁症；去年12月30日，广东一居委会主任刘伟强涉挪用千万公款，在家自杀；今年5月6日，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上吊自杀，遗书称工作压力大……

据媒体报道分析，在2013年初和2014年，大陆两度出现了「官员自杀潮」，官员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官员死了，人们的第一个疑问是：这些大权在握的为什么要自杀？是不是腐败露馅了？是不是「被自杀」？而官方公布的结论，多是患有「抑郁症」，「身染多种疾病，生活痛苦」，「工作不顺，晋升遇阻，精神压力巨大」，双方于是各执一词。假定官方公布的结论就是官员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么理论上所有自杀的官员都可以不死。因为抑郁也好，身体欠佳也好，工作不顺也好，仕途不畅也好，人际关系困扰也好，精神压力大也好，统统可以用「辞职」二字轻松搞定。常言道「无官一身轻」，只要愿意放下权力，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笔者认为，官员自杀频繁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前「铁八条」、「禁令」、反「四风」、反腐败等官场的正风肃纪，以及「猎狐行动」断贪官后路，让官员「为官不易」，而贪官更难逃法律制裁。

贪官　追你至千里之外

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落马贪官人数众多。但与此同时，一个尴尬的问题却无法回避--大量外逃贪官在境外逍遥。

为此，今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了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开展为期半年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外逃的贪官。对于近年来外逃贪官的数量，媒体曾试图以多种资料反映，但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可以相信的是，中国每个省五年内外逃及失踪官员的数量都可以「千」来计。

媒体曝光的其中一组资料来源於2008年中国金融学会第九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评选的参评作品，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为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另一中国南方媒体总结的官员外逃史，也勾勒出近年来贪官外逃越演越烈的现状：上世纪80年代，一些官员还没有逃亡国外的意识，出逃都比较仓促，携家带口的也不多，出逃携带资金少，面临生计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官员外逃骤增，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有上千名涉嫌犯贪污、贿赂罪的嫌疑人携款潜逃，部分逃往境外。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员潜逃开始形成模式-长期精心筹划，妻儿先行，通过地下钱庄等转移大量资产，潜逃的多是国企高管，特别是银行高管。2001年1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2008年至2013年，5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

官员外逃携款数额巨大，一般都上亿元。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据专门分析全球非法流动资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预估，在2002年到2011年间，从中国非法流出的赃款数额高达1.08万亿美元（约合6.6万亿人民币）。

曾经，中国贪官及不法商人外逃后经常让中国方面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国外警方已经将他们捉拿的情况下。赖昌星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中加双方没有签引渡协定，加拿大只能用《移民法》上的遣返程序送走逃犯。这个程序过程极为漫长，赖昌星就在这个遣返程序中不断上诉，而得以滞留加拿大10年。

此次的「猎狐」行动，获得了各国的广泛支持，自7月22日开始部署以来，公安部将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信息分别通报相关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将全部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列入「特别名单」。在百日内，行动组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44名，缉捕数超过去年全年总数。据此，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

但与每年外逃的贪官数量相较，追回的贪官仍是极少数，而其他绝大多数仍藏身于世界各地。据中国官方杂志披露，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腐败分子，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等；一些弄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中国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由此可见，「猎狐行动」要想取得显效，除了周边国家，在发达国家取得突破，至关重要。

APEC助「猎狐」驶上快车道

此其时，APEC中国年上推出的《北京反腐宣言》，则使「猎狐行动」更借东风。中纪委官员称，《北京反腐宣言》「搭建了最大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平台」，媒体分析也认为，宣言无疑使「猎狐行动」更加顺利，将使中国的境外追逃取得新进展。

过去，由於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滞后於腐败的蔓延，导致各种避罪天堂出现。对中国而言，最近几十年来，外逃贪官携带或者转移出境的巨量资金，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失血」。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已进行到追赃追逃的新阶段，自7月份以来，「猎狐行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深入追赃追逃需要国际合作，《宣言》落地对北京而言无疑是及时雨。分析认为，在《北京反腐败宣言》通过之后，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将会加速，有利於将「猎狐」成果制度化。

据媒体报道，国家领导人在APEC会议期间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时指出，中国正在加大反腐败斗争，中加双方应该在包括追逃追赃等问题的执法领域加强合作。哈珀表示，加拿大无意收留逃犯，愿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开展合作。据了解，加拿大被视为中国腐败官员的「避难所」之一，他们曾设法将非法钱财转为房地产和银行存款等合法资产。

此前的10月，澳洲报道说，澳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洲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作为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热衷的三大躲避制裁的目的地（美国、加拿大、澳洲）之一，澳洲恐怕不再会是他们「幸福且安全的港湾」了。据媒体报道，澳洲当局近期将查封中方通缉的7名经济逃犯的资产，其中包括云南原省委书记高严、厦门原副市长蓝甫等。据悉，这些人大部分伪装成富商，并已获准定居悉尼。「中国和澳洲之间联合追讨中国海外贪官资产的行动，已经成为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成果的典型案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反腐专员谢尔温·马杰莱西此前说。

「猎狐」获得更多国际支援

在专家看来，《北京反腐宣言》更深层的意义是，在APEC会议框架下，推动各经济体成员国加强反腐合作，是中国完善反腐治贪链条空缺的重要内容。
据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末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称，中国已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定。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已与51个国家签订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专家指出，依据国际法，国家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除非签订了引渡条约。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与多数西方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多款死刑条款。今年10月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再次针对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死刑条款进行修改审议。对此，相关专家表示，随着中国法律中有关罪名去除死刑条款，将进一步扫清国际引渡中有关国家的顾虑和障碍，有利於未来的反腐国际合作。

除了这次的APEC反腐宣言，中国已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平台开展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来，随着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反腐将不单单在国内开展得有声有色，更能让贪官在整个地球上都「插翅难逃」。

今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澳洲，参加在布里斯班举行的G20第九次峰会。中国外交部在行前的吹风会上透露，G20成员有望在反腐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对于中国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三个国家均为G20成员）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品质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果此次在G20峰会上，能取得反腐共识，那中国在境外的反腐追逃无疑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反腐未来在治本

「猎狐」标志着中共反腐进入新阶段，那么未来中国反腐之路该如何走？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果明显，效果良好，满意度很高，所以目前没有调整反腐战略、反腐思路的必要。但是具体方式方法可以进一步完善，在治本方面下工夫。
媒体近期的报道对此也有所侧重：力度空前的反腐大快人心，但公众也担心，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反腐机制，只治标不治本，就算消灭所有当下的贪官，但倒了一批还会再来一批。

对此，中共中央已经有所部署，早在2013年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明确表示，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近期，中央在纪检体制改革方面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这表明反腐工作在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治标之后，正在稳步进入治本阶段。
但是，无论治标还是治本，中共的反腐之路注定不会平坦。这正如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症候群》一书中曾感叹，「在一个官僚权贵式腐败的社会，反腐败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荆棘之路」。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