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55)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来源: 潘文鸣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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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动员我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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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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