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最大的敌人

前几天我在台湾,恰好碰上了台湾学生的反服贸游行——“太阳花”运动。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湾,对台湾的印象也随着每一次的观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第一次去台湾时,还停留在粗浅的惊讶和赞美上:“这里的食物真好吃,这里的人民真友善。”这种好,并不真实,像是看一出《宝岛一村》之类的话剧,所有人齐心戮力演出,主题为“温良恭俭让的和谐社会”。

第二次,恰逢“洪仲丘”事件:一名叫做洪仲丘的年轻人,在退伍前夕,因为违反军规被实施“禁闭”处分,不当操练猝死。我那时在酒店房间的电视上天天看新闻节目,声嘶力竭的主持人竭力渲染社会之黑暗。出了酒店,就是游行的队伍。出于某种古怪的心态,我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是放心:原来这个社会是真实的,它并没有那么好。像是话剧结束,看到演员在后台卸了妆也会抽烟会口吐三字经,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第三次到台湾,就遇到了这场台湾二十多年来最重要、也最特别的社会运动。

两个台湾大学的年轻人,带领我游览台大校园。一个尚未毕业,就读于社会系;另一个刚刚从台大的戏剧系毕业。

之前从未谋面的她们,一见面就对我讲起她们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兴奋——她们在这十几天中,都一直是热情的参与者。

戏剧系毕业的女生,参与编导了一部叫做《玫瑰色的国》的话剧,话剧讲述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学生运动,并且预言二十年后的台湾。话剧名出自歌手张悬的《玫瑰色的你》,海报上印着歌词:“玫瑰色的你,你是我生命中最壮丽的记忆。我会记得这年代里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经不仅是你自己。”

我记得自己刚上大学的时候,极其迷恋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它被称作“蔷薇色的革命”,因为革命者不是揭竿而起的饥饿的人,而是蔷薇色脸颊的年轻人,涌上街头。

他们表面上是因为不满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愤怒是为了到达某种虚幻的彼岸。就像是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的:“我要这个世界/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重新来过。”

整个“五月风暴”虽然是政治性了,也不乏暴力和冲突,但是却充满了某种节庆式的狂欢,某种末日的迷醉感,贝托鲁奇依此拍摄的经典电影《戏梦巴黎》可见一斑。连墙上写的标语都充满诗意:“要么一切,要么全无。”“General will against the will of general(以众人之意对抗将军之意).”

一两年前,我有幸见到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学生领袖,他那时是为自己出版的一部自传式小说做宣传,在书中,他反思了革命和青春的双重荒谬——他年轻时,甚至在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一个“毛主义者”。他说用十年才走出”革命”后的失落和空虚。这种如狂欢结束的寂寥不奇怪,托洛斯基说:“革命,是如此欢愉。”

我问他对年轻时候是否后悔,他说并不,“可是如今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钱的霸道让人无法忍受”。

1969年,戴高乐下台,披头士发行畅销专辑,嬉皮士出现,摇滚歌手是时代的巨星,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

一个当时的年轻日本学生,如今的中年人,微笑着向我回忆他当时所在的高中教室,隔壁的建筑就是披头士来日本下榻的宾馆,他们一下课就拿着望远镜去看约翰·列侬是否出现在阳台。他也是日本1969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大家手挽着手走向街头,半路上忽然发现和他挽着手的是一名警察,赶紧撒腿就跑。

他向我回忆这些往事的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在首相官邸——他如今是一名政治家。

人生太难预料,永不说“永不”。

说回台湾,我曾经纳闷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很多年轻时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现在反而会对这回的社会运动保持出观望和警惕,甚至有些许无奈,些许嘲讽,些许纵容地觉得:“你们闹吧,闹闹就好了。”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年轻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长大了的年轻人。



来源:蒋方舟

 

链接:http://dajia.qq.com/blog/27631906506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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