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

陈晓明:严歌苓近年来在大陆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不断地得到影视界的青睐。但文学界对严歌苓的关注显然还显得不够充分。如今是人们对文学界发生的任何的事件都无动于衷,或许对严歌苓的泰然处之也不奇怪吧。但严歌苓的小说确实写得有特点,有力度和独到之处。严歌苓的小说思想直接尖锐,技巧性很强,语言精致而有韧性。她一直关注女性的命运,此番出版《陆犯焉识》,以她的祖父为原型,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磨难,写出他们性格与心理的弱点,写出他们成长付出的惨重代价。要说当代小说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前有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后有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二部作品前后相距近二十多年,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认识所发生某种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不断伸展的特点。固然,这都是作家个人的艺术努力,似乎无关乎集体的经验,也无关乎一个时期的文学的特点,但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是由相当多的个别经验汇集而成的。因此,放在当代小说的更广大的语境中来讨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可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下面由龚自强先做中心发言。

龚自强:我的发言题目是:《接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论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犯焉识>》。严歌苓新作《陆犯焉识》(以下简称《陆》)承续了其一贯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不懈书写的热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波澜壮阔的中国20世纪历史,写出了“政治统帅一切”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迁、历史因缘。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着重从政治与人生的碰撞的角度书写历史,政治是作为必要背景去叙写,从而能够在政治的严苛境遇下,去看待人性的变异与坚持,情感的冲动与麻木,人世的悲壮与渺微,写出某种超政治超历史的沉重和深刻。对于处身大时代压力下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存在的持续的、精神性的挖掘,使得严歌苓笔下的政治与人生不再具有单义性、明晰性,而是现出了政治、人生、人性、知识、情爱等等的复杂内涵和丰富多义。这就使得这部被普遍视为“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的厚重之作,在“讲述话语的年代”里的繁复喧哗中,能够接近或趋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陆》讲的依然是一个“伤痕故事”,可是他将这个“伤痕故事”讲得如此“现代”,如此贴近历史的内在脉搏和生命律动,揭示出如此之多的历史细节,如此让人震惊!它有力地提示我们注意如下问题:“伤痕文学”之后,“后伤痕文学”如何叙述“伤痕”?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的意义在于“叙述”的意义。“话语讲述的年代”恒定不变,是一个巨大的可以任何方式给予其意义的“底板”,“讲述话语的年代”则瞬息万变,时刻准备赋予此“底板”以相应的意义。严歌苓在21世纪的今天重写“伤痕故事”,意义何在?作为一个旅美作家,其国族认同是否潜在地决定了她书写“伤痕故事”的诉求?作为一部有浓烈家族史意味的小说,家族的记忆、个人的伤痛是否参与并进而影响严歌苓叙述上的“包容”之预期?是什么导致了这次重写?在此追问下,严歌苓所说的《陆》的写作的艰难也许就不是一种自谦或个人广告,而是一种确切可感的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无可否认,《陆》的文本十分复杂,亦不乏矛盾与暧昧之处。因此,我愿意相信严歌苓所说的艰难,进而我相信正是这份写作的艰难造就了小说的对于丰富与复杂的历史现场的逼近。我的报告意欲从以下三点考察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它们本身的交相缠绕似可证明我们关于历史的铁板一块的想象和既定认知其实并不可靠,而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这三点是:

一、政治与人生的互渗:政治制衡下日常生活、平常人生的执拗;

二、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大历史还是小情感?

三、被囚禁的自由与遭阻断的情爱:自由与情爱的双重悖谬。

第一点。《陆》的封面印有“当政治与人生相遇,孰是孰非”这样的字眼,提示读者该书的主要关注点。政治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制衡因素,主导着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进程。陆焉识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政治的钳制下生活,小说通过对陆焉识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的逼真展示,以陆焉识为透镜的中心,最大程度地将政治的严酷性状绘出来。首先,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戕害——精神的和肉体的。其次,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性的扭曲。最后,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信仰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政治的气息及其压抑力量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少有不经政治渗透和改造的现实。然而,日常生活以及伦理规范在另一极依然显示出自己执拗的对于政治的反抗力。无论是陆焉识在小说开头“父女之情”的显露还是恩娘熏染下的陆家精致而有情调的家风的叙写,以致由陆焉识在冯婉喻和恩娘之间的左右为难而自然生发的张爱玲式的情爱纠葛等,都说明彼时彼刻人生与政治的平行开展。因而,小说在此显露出第一层的丰富与复杂。“后伤痕文学”依然要决绝、严正地控诉恐怖的政治及其对人世的伤残,较之于“伤痕文学”批判政治的直截了当,“后伤痕文学”由于有了相当长的时空距离的间隔,更由于对历史有了深入一些的理解,它对待那段“伤痕”的把握就相对理性和有包容性。小说中,政治能量是充沛的,人生的激情也丰足。如果说这里有着元尽的纠结与矛盾的话,也可以同时说这才是历史现场的接近于真实的“声音”。试想,非如此的纠结与矛盾,如何能够呈现、最大可能地呈现政治与人生的互渗的千般景象、万种风光?历史的现场毕竟并非如“伤痕文学”所出示的那样泾渭分明、黑白立显,而是有着诸种逼不得已的微妙音速、细微情景的在场,有着被历史裹挟的无力和无奈的因由,而所有这些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历史本身是复杂而丰富的,《陆》逼真地再现了政治与人生互渗的具体状况,以及二者各自的丰富性。在这样的视野下:政治极其残酷,但又是历史本然的彼时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生极其悲惨,但又一直保持那种生活的热望和勃勃生机。

第二点。陆焉识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大事在他的身上得以汇聚,折射呈现。尽管不能说“史诗性”是《陆》的追求,但叙述一段历史的渴望和冲动,在严歌苓这里,确实十分强烈。从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人寰》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她对于历史叙事的偏爱。《陆》起码写了三种历史:陆家家族史,知识分子精神史,20世纪中国历史。然而,史的冲动固然成为事实,作为明确的追求和意图,在小说中却依然可以看到史与情的冲突、争斗、纠缠不清。这是《陆》第二层的丰富与复杂: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大历史与小情感的互相交织以致难分难解,在加强二者联系的同时,也在见证着二者的分裂与错愕。严歌苓笔下的历史现场没有走向单一和简化,而是有着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彼时氛围、气场、风味。历史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历史的大是大非无法脱离每一个体的恩恩怨怨的牵扯和渗透。历史与个体——个体最为有力之处在于其情感特质——的共处与其说是明白晓畅的,不如说是多义混杂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多义混杂庶几可以接近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域。作为“后伤痕文学”,《陆》没有单纯出示大历史的固有法则及其不可阻挡的惯性和力度,它同时给出了个人的存在尺度——情。历史与个人、史与情的互渗和难以剥离的历史事实使得作品骤然打开一个宽广的空间。通观小说,情的分量委实不轻,不仅有陆焉识的两段露水情缘的书写,更有陆冯旷世之恋的浓墨重彩;不仅有男女爱情的铺张,更有市井细民的家常感情的抒发;不仅有正常的情感,更有畸恋和非法之情的披露。   

第三点。陆焉识追求的是一点“淡淡的”自由,其追索之路却最终证明着自由的悖谬情景:自由就是不自由,或者说在不自由的情形下,却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样,冯婉喻这个纯情之人的情爱实践却只是狂放的空想这样的事实确证着情爱的悖谬情景:情爱就是空缺的情爱,或者说只有在想象中才可实现的情爱成了最为动人的情爱。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三个层面的丰富与复杂。“后伤痕文学”虽延续“伤痕文学”的相关主题和批判指向,新的主题和批判指向的开拓才最终使得其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都应关注当下世界,所有对历史过往的文学意义上的重述都是在对当下发言这一前提下才获致其深意,然而无论是述古还是叙今,文学在讲述一段故事、叙述一段话语的同时,不探触到存在的层面大概难达艺术的高地。如果说“伤痕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恰好吻合,因而推动社会思潮的积极发展的话,“后伤痕文学”则开始试着摆脱或者跨越这些社会面向上的“倾诉”,走向对于存在的探察。在陆焉识的个体生命中,自由的追索之路最终是因为其对存在之痛的深深触碰才引人感叹,而冯婉喻的情爱想象亦是因为走人对情爱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而引人深思。无疑,《陆》在对于人之存在情景的逼视中进入了对于存在困境的探讨论域。这一论域必定充满复杂与无尽的况味,但由此确乎引领我们走向丰富。固然《陆》有一些缺陷,比如过于传奇化的人物经历的细节等,但它的探索和前进毕竟预示了“后伤痕文学”的一种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陈晓明:刚才龚自强做了中心发言,还是把握得很全面、很到位。严歌苓有一点很独特,就是她的小说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核。她知道她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比如《第九个寡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公公在儿媳妇的地窖里藏了几十年,藏到头发都白了。《小姨多鹤》是一个日本留在中国的少女,居然成了一个中国东北男人两个妻子中的一个。故事核本身就非常离奇,它是小说的要害。我们中国很多长篇小说难以构成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清楚它的故事核是什么。你看好莱坞每一部电影,不管怎么离奇,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故事核。这个核一定是有内爆性的。而《陆犯焉识》的故事核就是一个做了犯人的男人,曾经忽略了他妻子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的好和美,但多少年之后他回到家,这个妻子不认识他了,这是关键。作为一个故事来说,这是有惊人之处的。这部小说最后的谜底是什么呢?是失忆。失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爱情的悲歌在这里。但是爱情的悲歌只是一个结构,一个故事核,它整个包裹在政治当中,用来爆破的是一个政治的历史——关于政治的记忆和失忆的历史。自强的文章,我先说一点意见,就是你的“矛盾和暧昧”这个题目,我觉得本身太暧昧。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本身都是矛盾和暧昧的,因此才可以解构。我建议你不一定要用“矛盾”、“暧昧”这些词,这等于你没说,没有点出要点。仅仅归结出它有矛盾和悖论,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要说清楚构成矛盾和悖论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才是你要穿行的路线。另外,你提到“政治的是非与人生的是非:政治与人生的碰撞”,这二者为什么对小说来说是矛盾和暧昧的?这并不是问题:小说里政治的是非和人生的是非就是纠缠在一起,通过书写政治的是非来瓦解人生的是非;或者说通过人生的是非揭示政治的是非。这部小说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从肯定的角度揭示它,确实,它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出色,这是可以的;如果从怀疑的、否定的、批评的角度,我觉得你并没有提供合理的强有力的批评。

龚自强:我所说的矛盾和暧昧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我是说它大概是这样一种交缠的状态。不是说它交缠起来就不利于双方的表达,我是觉得情的渗透更利于史的特征

陈晓明:史一定要有情的介入,否则就变成历史作品了。它是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又是中国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写政治的历史对人的历史、对家庭的历史的一种侵犯。所以它必然是史和人、和人情的交缠,这是它的故事决定的。如果在西方,写一个人坐在床边想一个上午,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但是在中国必须借助历史。关于你提到的“价值的虚无”,为什么是一种消极性?我觉得虚无未必就是消极的。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虚无就是一种肯定性,就是巨大的肯定性。有时候要看是在哪个意义上虚无。比如《秦腔》,它虚无之后否定的恰恰是那种平庸无聊的价值,无用的价值,应该撕毁的价值。虚无是什么?因为最高价值贬值,历史才产生虚无。虚无根本的含义是什么?在尼采那里,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价值?那些价值是虚假的价值,所以恰恰是虚假价值的虚无。我们这一点要清楚,不能一说解构了,拆解了,哎呀就不得了。你说退守民间是一种规避,这种说法我也不一定同意。退守民间怎么是规避呢?张炜的几部作品,像《我的田园》、《忆阿雅》等等,其中标榜的民间性不应该肯定吗?那么我们要高扬什么东西呢?高扬启蒙?那个才是积极的?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你所说的“形式拓路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乏力”,这些归纳我也都表示疑虑。我们能借什么力啊?文学作品有一种精神上的强力就正确吗?就高大吗?就强大吗?我是怀疑的。文学作品就是弱者,就是弱者的叹息,就是失败者的悲悯。它是非常无力的。那些小的叙事本身也是一种大的叙事:我们都认为小的东西没有意义,恰恰在我们这个时代,小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存在的经验。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这种宏大的东西,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这我也同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漫长的时期里,我们是意识形态化,被假大空的价值所控制。这是我们文化致命的问题。所以我对于自强的几点归纳还是有一点疑虑。包括自强追问说冯子烨到底失去过什么?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因为她对冯子烨的绝情的揭露,其实还是一种政治批判。一个儿子这么绝情,都是因为恐惧警察又会来,他在学校就会失去一切机会。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却要装傻,装作没有才华。他又担心他父亲是不是逃出来的,警察是不是又要把他抓回去,家里又要遭殃。这一切绝情都是出于对政治的恐惧。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儿子都这样,并不是某一个人特别坏。冯子烨虽然只是失去了女友,但是他在心理上有创伤,无形的一切对他都构成很大压力。   

周志雄:我很认同陈老师刚才说的观点,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读几段来印证一下。第359页有一句:“这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无形的牢”。这就说得很深刻了。

陈晓明:对。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周志雄:还有第352页,倒数第三段:“冯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

陈晓明:这里批判的还不止是极左政治的迫害,它批判的是一切压迫,包括陆焉识在他得意的时候、花花公子的时候,对婉喻的那种不公。那种文化也是中国的一种封建的、专制的文化。

周志雄:再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是带有讽喻意味的。时间是1976年11月,小说第302页到303页,当时陆焉识作为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要被释放,在一个露天的舞台上,一群劳改犯在听劳改局领导讲话,宣布特赦令。当时一群鸟从人们头顶飞过,洒下一堆鸟粪。我觉得严歌苓在这个地方幽默了一把,她的意思是说这个特赦令啊就是shit,就是这么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注意到,这个陆焉识他到底是不是有罪的,小说的名字也是具有反讽意味的,“陆犯焉识”,其实这里边的意思也是反着的:他是个犯人,他犯的什么罪呢?

陈晓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周志雄:对对对。在这个小说里边,我就找这个陆焉识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把这几段找出来,非常有意思。一个是第292页,给焉识加刑,为什么给他加刑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江帆的公安局长,他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局长有问题,所以经过他手上的案子牵涉的所有的犯人都加刑,这是个很荒诞的事情。然后是第338页,小说以他孙女的身份叙述,文中说:“她和他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个大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他们明白想清楚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那个时候的罪状都比较抽象。”陆焉识其实是没罪的。第405页这一段就非常清楚了:“几十年前陆焉识以流利的口舌为自己辩护,申斥政府随便给他加刑,并让政府的代表人在加刑后的宣判书上签名,确保以后不得再次加刑。就是这样逻辑而雄辩的口舌招致了他的死刑。”这个死刑是这样来的,就是辩解自己无罪带来的死刑,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小说中对政治的批判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探究小说的艺术魅力

周志雄:我觉得严歌苓讲故事的方式是很值得分析的。在我以前所学的文学理论里面,通常认为一个故事的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把它特别地指出来,这是恩格斯的观点。韦勒克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也说小说中现实主义的要点是非个人化,作者应完全退出作品,取消任何来自作者的干预等等。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个基本认知,严歌苓的小说则是反这个的。在《陆犯焉识》的叙述过程中,叙述的视点、角度不断在变,这和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是有差别的。但是严歌苓并没有跑太远,她不是走得多么远的一个先锋小说家,大体还是在传统现实主义这个圈子内。我再从题目上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看到的一本理论书上讲的,就是古典小说在小说的名字上习惯借用人的名字来讲,比如《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就是把作品主要人物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但像《太阳照常升起》、《城堡》和《在路上》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它们的题目是有隐喻意味的。严歌苓的小说题目《陆犯焉识》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还是带有古典意味,整个小说我们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很会讲故事,故事线索非常清晰,但它不是传统小说,多了多重叙述视点,叙述的顺序被打乱,回忆过去和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交织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套用严歌苓的一个说法,就是她一直追求一种“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这个“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我认为就是西方小说的细腻,中国故事的清晰,精神分析的视野,生活细节的再现,小说叙事技巧的纯熟,特别是人称的自由转换,给小说提供了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再有就是,严歌苓的小说写得好,在于她的功力,严歌苓对生活的洞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陆犯焉识》写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变化,陆焉识的命运很有戏剧性,但写的时候是枝枝蔓蔓的,有很多细碎的生活故事。严歌苓对生活的捕捉力确实很强,进入历史的丰盈细节,小说有很多地方可读性很强,比如小说中那个刘胡子讲为什么要剃掉胡子,他说我这胡子不剃掉,“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那都是反革命吗?”结果就把他从二十年徒刑搞成无期徒刑,读起来给人一种历史荒谬的震撼感。严歌苓对人生、人世的沉思和穿透,对历史细节和人物形象的把握得都非常好。

陈晓明:严歌苓的细节是不错,但有一两个地方总觉得有一点过。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丛治辰:我在读这本小说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类似的主题已经被写了那么多次,严歌苓还能在什么层面上写出新意来呢?以个人历史为线索讲述宏大历史的小说已经太多了。比如张炜的《外省书》,不但同样是以个人历史讲述宏大历史,而且和《陆犯焉识》一样,也是涉及囚犯,涉及男女之间漫长深厚的情感。我最早接触张炜的作品就是从《外省书》开始的,当时小说中个人情感和宏大历史的纠结与对撞让我非常迷醉。现在看《陆犯焉识》,我会很自然地与它比较,在比较当中就很容易看到严歌苓作为女性在书写此类作品时的独到之处。张炜的书写带有典型的男性特征,他是思辨的,是追问的,而在《陆犯焉识》中,虽然书写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创伤,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抒情方面,在那曲绵长的爱情悲歌。在我看来,恰恰是自强觉得暧昧矛盾的历史与情感的冲撞,能够回应我的问题:严歌苓着力讲述的这段旷世之恋,才是这部小说迥异于其它此类小说的关键。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小说叙述背后严歌苓温情的女性目光。她那么缠绵浪漫地把祖父和祖母的爱情故事讲出来,真正是一场世纪之恋,一场不断错过的世纪之恋——之所以跨世纪,就是因为错过,后来的失忆也是错过的一部分:前半辈子自己错过了,后半辈子被迫错过了,最后又因为失忆再次错过了。但两个人始终矢志不渝,一个人矢志不渝了一个世纪,一个人矢志不渝了半个世纪。   

陈晓明:或许你把这部小说概括为“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

丛治辰:我想我还是会从更内在的层面去概括这部小说,但是这一源于女性视角的独特架构,仍然让我在阅读中时时感动——虽然没有阅读男性叙事那样翻江倒海的快感。小说中总是有一些闪光的细节,带来一种微妙而舒畅的审美感受。不过我注意到的细节和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还不一样。我更喜欢的是她对场面的描写,而不是单个句子。严歌苓有一种调度场面的才华,场面总是写得那么美。

陈晓明:饱满。

丛治辰:对。我倒是觉得这部小说在命名上寓意深远,含有丰富而多层次的追问,而这些追问都是非常现代的命题。陆焉识这个人名本身起得非常别扭,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别扭的名字,我想很显然,其中是有意味的。在这个名字当中插入了一个“犯”字构成小说的题目,又显然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在我看来,恰恰是“陆焉识”和“犯”的组合,构成小说最内在的叙事动机和动力。小说就是围绕着它的题目展开层层叙事,不断推动情节的,整个故事都在追问“焉识”,所谓“焉识”,就是“怎么能够认识”。小说当中有太多困惑,而小说就是要努力认识这些困惑。陆焉识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的才华让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无比羡慕,他过目不忘,甚至可以在脑子里面写“盲文”,但是他的命运怎么就成了这样呢?他怎么就成了“陆犯”呢?

陈晓明:应该号召大家都来谈一谈:陆犯怎么认识他犯人的身份?陆犯本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吗?他能够认得出他自己的爱情,认得出他的妻子吗?或者从冯婉瑜的角度看,她又认得出陆犯吗?有好多角度可以探讨。

刘月悦:而且里面有四五次提到他的面目怎么样改变。每次逃出来以后、或者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因为很多很多的经历就改头换面了,变了发型啊蜕皮啊洗掉污垢啊等等,一直有这样的描写,所以说严歌苓是非常有意识地去描述“焉识”的。

丛治辰:所以我就抓住题目这四个字来解读这部小说。先把“犯”字搁置等下再说,仅“焉识”就有太多层面可以谈:首先是看历史如何作用予个人,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个人在大历史当中的遭遇;其次是从个人看历史,陆焉识面目的变化,时代加诸个人的磨难碰撞,其实映射了时代的变化;而跳出历史和个人的二元关系,我们又何妨单看陆焉识这个人?这个陆犯是如何不断加深对于外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作一部成长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束缚在旧家庭套子里的十六岁少年,如何突然有一种担当,并像被讲过无数次的故事那样,挣脱了旧家庭漂洋过海。在异邦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留学生,回来他面临着家庭的烦恼、工作的压力、战争的侵袭,一直到后来政治的洗礼。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虽然历尽波折,但是始终保持着一个最基本的冲动,那就是“追求自由”。但他又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他非常踏实也非常睿智地知道:自由是相对的,他决定让渡出一部分。但是他的让渡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当他决定不让渡的时候他就非常顽固。他的追求、让渡、不让渡,其实是非常理性的,他在非常理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求知,这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但是妙的是,这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在成长,他是跟整个社会一起在成长,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互相碰撞。结果,他总是错过——不但是和他的感情错过,而且和历史,和他命运中太多东西错过。他追求自由,所以出国,可是出国之后他发现他要背负更多东西;回国了他也不开心,他本来以为可以过隐士的生活,发现也不能;他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回家他却又不回家,把图书馆当做自己的卧室;打仗了,他的体验跟一般人又不一样,别人觉得打仗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他却觉得是一次放假;“放假”的时候他就谈恋爱。我倒是不同意自强说他这段感情就是为了性,我觉得他不是单纯把念痕看作是性的对象,他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他自己也摸不透自己的感情,他觉得应该算是爱,但又发现不像是爱。他本身就是一个糊涂人,总是跟自己的认知错过。他想要追求某种认知,可是偏偏不给他这种认知。最大的错过当然是跟婉瑜的错过。可以爱婉瑜的时候没有爱,不能爱的时候却又爱了,一直到最后的失忆,没有办法了。再就是他跟社会主义体制的错过。他以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他心目当中那个样子,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一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怎么能接受的一面。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太倔强。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一己任性能够改变的,他一定要去对抗,结果当然很惨,一直惨到九十年代,这个社会还是不认同他,因为到九十年代他的思维还是不在主流思维里。这是“焉识”,再来说这个“犯”字。这个部分很好玩,严歌苓确实在写作技巧上太娴熟了,很会讲故事。她知道故事从哪儿讲起,以及怎么把漫长的故事串联起来。她不会像一般史诗性叙事的作家那样,老老实实把故事从头到尾地推进。她选择了一种电影的方式:不断地回放,不断地闪回,不断地蒙太奇。而放置在小说开篇的情节就极有爆破性,严歌苓选择了一个特别好的动机来推进她的小说:小说一开始陆犯就已经在监狱里,这就是点题啊——我要写的是一个犯人。所以读者阅读陆焉识的历史,是携带着他犯人的身份回望他的一生的。这样,他一生对自由的追求其实早就被囚禁了,在我们的观察视野里被禁锢了。小说最初的动机就是陆犯要去看电影,求外出,想尽办法从监狱里出来。其实他是一个很老实的犯人,但是阴差阳错就成了逃犯,如果和之前说过的“错位”这个关键词联系起来琢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陆焉识一辈子都想从自己的身份中逃逸出来,他是一个天生的逃犯。最初他想从一个公子哥儿被包办婚姻的命运里逃出来,逃不出来;想从家庭里逃出来,逃不出来;想从自己的情欲里逃出来,也逃不出来;从战争里,逃不出来;从国家体制里,还逃不出来。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监狱和过去的生活之间不断闪回,监狱的栅栏一直若隐若现地在陆焉识的一生后面,像背景一样晃动。这个监狱的背景令我在阅读当中不断想起福柯,我总觉得严歌苓似乎是从福柯的理论视野展开她对于监狱的书写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读的话,那我们能够明确看出严歌苓对体制的批判,而不像自强说的那样是暧昧的。不过严歌苓的批判确实非常艺术,她用一个又一个极具艺术美感的细节建立起她的立场。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相当有趣——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度阐释了——就是小说中提到陆焉识是怎么样又爱上婉瑜。作者反复强调陆焉识是在坐牢以后才通过回忆爱上婉瑜的。如果把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和现代文学当中类似故事作比较,就很有意思。中国文学当中的反封建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反大家庭,反包办婚姻嘛。《家》就讲了一个叛出旧家庭和旧婚姻的故事嘛,丁玲们要求的也无非是搞恋爱自由嘛!而这个陆焉识当初为什么不喜欢婉瑜呢?其实我们看看,也没有像样的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别人硬塞给他的,是包办的!结果进了大牢之后,他开始反思了:原来这个包办的其实还不错。这不但是对感情的反思,还是对自由与束缚的反思。原本他追求自由,但是被关起来之后,他开始眷恋封建包办给他的配偶了。   

马征:治辰说陆焉识总是想逃离自己的位置却逃不出来。有时候我想,他是不是在不停地认识中国?他逃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个空间。包括大卫和凌博士,在这样一个知识圈子帮派化的社会,他自己要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想谁也不靠,就站中间那个位置,但又没有那样一个位置。留给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是比较狭小的,有不同的势力或政治的东西来侵入这个空间。他不得不选择,选择中间的位置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小说里写陆焉识吃饭时,用轮胎片把饭舀出来,这样可以吃更多,这给人一种很悲惨的感觉。聪明才智都用到这些地方,最低的生存也很难维持,这是很创伤很悲惨的体验,在那样一种压力和暴力下的体验。然后,我想到叙述人“我”,也就是那个孙女学锋,她在整理祖父的东西,同时不停地插入整个叙述。过去很多此类作品是亲历者来讲述自己的遭遇,给人一种很真切的感觉。但现在更多是用隔一代的叙述者,或许那种伦理的东西用这样一种叙述更真切,好像后代要不停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些细节写得非常饱满,非常有场面性。我记得严歌苓在北大的讲座中说要写出“抗拍性”,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好多地方拍出来是很精彩的。

丛治辰:非常有可拍性。

马征:里面有一个情节,皮埃尔到中国来跟大卫搞运动,后来关到监狱再放出来,他脑子里的那种革命应该是法国式的吧,追求自由、平等。他到中国来经历了那么一遭,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又回去了。这样突然插入的一个人,感觉有一点概念化,好像在反思我们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同的革命的理念。还有失忆,失忆是后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线索。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情节来推动这个故事,前面是为了去场部礼堂看那部电影,好多章节都是围绕这个动力来展开的;中间是为了见婉喻一面,逃狱,再回去自首,随时提防那些干事、干部会报复他,这样又牵涉出一些故事。小说是用一些很精细的故事线一直把故事推演下去。关于失忆,我不知道冯婉喻是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呢?还是她遗忘了什么东西呢?还是一种想象的留存呢?很奇怪的是,她失忆之后劝陆焉识要有理想一点,要积极一点,要入党,还写入党申请书。

陈晓明:那是挺重要的象征和隐喻:她一直劝他入党。她的失忆完全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但她等到他平反的那一刻,偏偏失忆了。而在失忆的情况下,她还记着入党的问题。可能她在想,陆焉识如果入党,他就不会成为劳改犯,那么整个家庭就会在一起,不会分离了。

龚自强:我想接着刚才大家提到的叙述层面来谈谈。正像丛治辰师兄说的那样,小说的叙述场面非常美,非常能把我们带进一种场景里面,感同身受。但我阅读小说所产生的暧昧矛盾的困惑可能也是叙述层面带给我的。我觉得这种多重叙述声音和双线叙述的设置,对我来说是一种混乱。我们可以说双线叙事可能更方便地把现实和回忆、还有将来的事情更自由地穿插,但是小说从开头到结尾,我实际感觉不到故事很明显的进程。我觉得整个叙事好像在不停回环一样,千头万绪,不能从中理出基本的线索。这大概就带给我阅读的障碍或困惑,难道这样的叙事就是非常好的吗?这种题材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叙述会不会更好一点?

丛治辰:小说叙述不是两条线,而是三条线:一个是建国前的线,一个是建国后上海婉瑜的线,一个是建国后陆焉识在大牢里的线,三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部小说正因为选择了这种叙事方式,齐头并进,才能冲击出感觉来。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三条线索可以互相辉映,形成共鸣,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增强了效果。如果平铺直叙,那真成一部单纯的成长小说了,我们还会对这个故事有强烈感觉么?而且如果按照时间线索按部就班地叙述故事,恐怕就很难对一些极富隐喻意义的情节加以强调——小说没有按照时间讲述,而是按照意义内涵的丰富与否和相互联系来安排结构,恰恰让我们看到它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现代的一面。比如严歌苓选择在一开篇的时候就展现监狱的场景。

陈晓明:这个很重要,“陆犯”嘛!一上来必须出现劳改营,出现最酷烈的一面。严歌苓是懂得现代小说的。如果先花花公子玩一通,再抓去坐牢,用线性叙述,这个小说就散掉了,完全没有价值。

白惠元:我谈几点我的看法吧。首先我想接着治辰师兄来谈,严歌苓说这部小说有很强的“抗拍性”。结果我们发现《陆犯焉识》其实很可拍,而且拍出来会很好看。抛去题材不说,小说从一开始就运用了类似于电影的“平行蒙太奇”技巧。冯婉喻与陆焉识分处两个不同的空间,来回并置,你一段,我一段。从电影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如果两个人可以在同一镜头内分享画面空间的话,说明他们是可以分享心灵空间的。然而在小说中,这对夫妻一直在分隔着,即使是在最后的部分,冯婉喻仍然选择把自己区隔在小炮楼里,而不能与归来的陆犯共享空间。这让我们不得不赞叹严歌苓好莱坞式的编剧功力。而陆焉识在逃亡过程中的内心独白,多么具有好莱坞式大情爱叙事的荡气回肠之感!“平行蒙太奇”式的时空交错实在给人一种在看电影的感觉。第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相隔二十多年,严歌苓以女性的身份重写“我爷爷”的故事,与莫言《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中,我们可以想象性别维度在家族史叙述中发挥着如何巨大的作用。第三,《陆犯焉识》的“故事核”是什么?文中有一句话叫“老鸳鸯的第二次新婚”,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第二次”与“新婚”看上去是矛盾的,但从小说故事情节来看,又十分合理。当他们的大女儿从国外回来后,她要重新为父母闹洞房,而婉喻觉得自己重新被“包办”了。这是小说头尾精巧的对照结构。我对这部小说的总结是:无法致歉的迟到之爱。当陆焉识在晚年重新爱上婉喻时,女主角已经失忆了,不可实现,无法致歉。接下来我想谈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也将是很有利于它拍成电影的,有利于其视觉呈现。比如“欧米茄”手表,它在小说里是很重要的道具,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用得很巧。这让我想到今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辛亥革命》。这部电影同样用“欧米茄”怀表作为道具实现了孙中山与黄兴的“平行蒙太奇”连接:孙中山在对华侨们发表演讲,走到后台之时,他看了一眼怀表——后来补叙怀表是来自黄兴的赠予——此时镜头切换到极动荡喧嚣的场景——黄花岗起义现场,奋勇的黄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亮点在电影中实在少之又少。同样是“辛亥革命”题材,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它就不如《十月围城》好看呢?我想,这就回到了老师所说的“故事核”问题。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核”,电影就无法成功。   

陈晓明:对,这就是为什么《建党伟业》会呈现一种“新闻纪录片”式的形态,由演员表演的“新闻纪录片”,因为它没有一个“故事核”。

奇观化和情节硬伤

刘月悦:我来说一下吧。首先从主观感受来说,这部小说我还是挺喜欢的。确实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非同一般的叙述功力,它不依靠特别强大的叙事动力,而就是依靠细碎的细节和细小的情节来积累、来推动。我觉得其中有几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个是陆焉识为了去看银幕上的“女儿”在雪地里摸爬滚打,那种父爱的伟大,特别令人动容;另一个是他被裹成了糖人,然后那种艰难和挣扎,最后吃糖吃到牙倒,而且这不但不是他的不幸,恰恰是他的幸运。这里面最最让我眼圈一红的是,婉喻给焉识留的咸鸭蛋,她拿着筷子把里面的蛆挑出来,而舍不得给孩子们吃,这是一个女人怎样的坚守和爱。另外,这个小说如果从讲述文革苦难的角度来说,那些残酷、伤痛并没有多少新意,也没有给我多大触动,因为我们其实看得太多了。真正能打动我的还是恩娘与婉喻这样的女性,她们是在用对日常生活的操持来对抗强大的历史,就像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古老中国的常与变”,对她们来说,强大历史就是“变”,而日常生活的点滴就是“常”,是融化历史的力量所在,这才是这部小说写出的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她们并不是直接遭受苦难的人,但她们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她们所代表的并没有处在历史的漩涡中的寻常人生是多么动人。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反而觉得陆焉识这个人物有些过于“奇观化”,例如照相记忆术,盲写等等,实在是太突出的天才形象,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写。

陈晓明:包括“修表”,那是极难的技艺,怎么可能把它修好?

龚自强:他只是擦擦灰。

梁盼盼:一开始进入这个小说时我有些失望。引子就把我打死了。有些句子比较奇怪,例如这一句:“蓄意以它的寒冷多霜疾风呵护经它苛刻挑剔过的花草树木”。就是那种很刻苦很用力的感觉,使我质疑:这不像这样一个技巧圆熟的作家写出来的。“寒冷,多霜,疾风”,这三个词从词性上,结构上都不像,就这么捏在了一起,后面接的又是“花草树木”。还有一句:“因此它们漫不经心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开销自由”这个搭配,还有“开销”与“挥霍”连用,中间还加了个顿号,这个用法也很硬。这影响了我前50页的阅读。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有些地方写得挺不错,但是因为有文学上的熟悉感,我没有很好地进入情境,后来迅速跳到在上海他跟恩娘跟妻子婉喻生活那一段,阅读的感觉就突然回来了。那确实有张爱玲的感觉,但是很不错。再后来叙述到他逐渐发现自己对婉喻的感情,推进得很顺,那就真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剧作家的素质:她一段一段地把情节往前推,往前赶一段,她就插一段回忆,再赶一段,再插一段回忆。而且她的叙述里面还有情绪的推进过程,她不断要使你感动使你落泪。但是,突然这个酝酿泪意的过程就有点不顺,就是到了倒数第二章,中秋那一段,那个顺畅的叙述突然自己把自己打断了,甩了很多暗扣出来。一直失忆的婉喻突然开始恢复记忆,甩出的第一个暗扣就是婉喻做了戴同志的情妇。之前婉喻如何营救丈夫叙述得并没有很明确,但似乎只涉及到了钱,只是靠变卖家产走关系。这里抖出来做情妇这一段,当然是合情理的,但问题就是太合情理了,尽管你之前可能没往这方面想,可是等到这个时候她抖出这个关节,你会觉得,这太情理之中了!反而有点使你……

陈晓明:就是说你认为她没有必要跟戴同志发生关系。

梁盼盼:我觉得或许可以发生,但没有必要安排在倒数第二章。

陈晓明: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反倒落了俗套。

梁盼盼:对,反正把我的情绪打乱了。

陈晓明:反倒比较脏,本来……

丛治辰:本来婉喻是多么纯粹的一个人。

陈晓明:可以不必这么弄。

丛治辰:就算是要讲述这样的情节,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一连说了三件事情,好像就要结束了,来不及了似的。

梁盼盼:小说到后面说冯婉喻这个人的灵性要比陆焉识一直想象的还要多,她其实可以理解陆焉识。我本来有一个想法:如果没有这种处理,如果没有在最后给她加进这么多的灵性,是不是这个小说有另外一种的悲惋动人。如果陆焉识不但一开始误会自己没有爱上妻子,最后对自己妻子的爱也是某种迷思甚至误会,这个故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悲凉的温柔。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更动人一点。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意见,我又有点改变我的想法。我跟那个年代隔得比较远,而对作者而言,她是有直接感受的。如果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看,她经历过这么沉痛的历史,当然需要使它变成一段真爱来支撑和负载那段历史。对她来讲,如果这个爱不是真的,如果这不是两个有灵性的人一时的错过——他们其实在灵性和爱情上是可以对等的是真的可以有共振的——她没有办法处理这么沉重的历史,她可能会觉得无法承受。

白惠元:我再补充一个细节,虽然子烨的爱情写得不太成功,但我很喜欢其中的一段描述:他一开始跟咪咪好,后来遇到了爱月,然后他跟自己说,爱月哪里哪里好,列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段写得很具洞察力: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时,你一定不会事先想到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点好处,而应该是你先喜欢上他,然后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好。如果你先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就近于一种交易了,或者近于一种婚姻式的考量……

丛治辰:显然那个冯子烨需要一个理由接受这个他其实并不喜欢的女人。

陈晓明:其实你们这一辈人,不太了解我们这一辈或者更长一辈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对于我们来说,选择的余地非常非常小,可能就是偶然结识,碰巧在一起,得靠撞运气。好,这部小说,芊婀怎么看?

范芊婀:我看的书是找龚自强复印的,自强在书旁有一些批注,有些地方我也很赞同他的感受。但有一个地方跟他的感受很不一样,就是婉喻突然失忆的那一段,他在批注里说那是传神描写。但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婉喻的失忆太突然了,觉得转折特别大,戏剧性太强……很突兀。婉喻之前还一直在盼信,收到公函后急忙打开看,但是看完内容以后她突然没反应了,整个人就痴呆了,好像太不合情理……   龚自强:你要考虑到她接到这个公函的时间是1977年4月,然后陆焉识第一次给婉喻写信说我已经特赦了,是1976年11月。这中间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婉喻这边一直没有消息,这其实暴露了陆焉识和冯婉喻二人最终无望的结局。这中间的空档,婉喻的家庭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家庭冲突,在商量父亲回来之后该如何安置上,家庭矛盾已然到了婉喻不能控制的地步,她已经非常伤心失落了。我觉得这个情形已经使婉喻内心差不多完了,在婉喻看来,新的一代已经成长,并且如此不同于上一代,如此不理解不认同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信念,劳改生活不仅造成了陆冯的分离,它还造成了二人再结合的“不可能”。这时婉喻已经在内心痛苦不堪了:我的爱人回来了,但是整个局面已经非常不适合我们俩了。

范芊婀:公函的到来推迟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只有五个月,但婉喻突然就失忆了,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转折性太大了。

丛治辰:前面有预兆。

梁盼盼:对,前面有一些老年痴呆的预兆。

丛治辰:不过确实铺垫不够,就像是作者后补的似的。

龚自强:小说前面最核心的铺垫就是在1963年到1964年,在陆焉识出逃的时候,全国各处都可以见到陆焉识的通缉令。这个时候的冯婉喻在精神上已经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了。

丛治辰: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老年痴呆的迹象,暗示很不明确。

我觉得自强说的“传神”可能是指在失忆的那一刻对冯婉喻的描写,我觉得那个描写确实很传神。她神智乌之,却说自己没有神智乌之,她不敢相信自己神志不清,又要隐瞒,想事情却又想不出来。

周志雄:这里面我感觉到的是严歌苓对于人物塑造的原则问题。你看这个小说中的陆焉识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情有义又很智慧很聪明的人。但是在小说中作者也对陆焉识来几笔不好的地方,比如梁葫芦死的时候就批判了一下陆焉识,把他的恶毒心理写了几句,他是很冷漠的,他的心理是:“梁葫芦连尸首的便宜都占?让刘胡子连个猫盖屎的浅壳都没有?这小凶犯难道不该加加工?”

丛治辰:我觉得这句恰恰反映出陆焉识是个好人。

众:对。

龚自强:我想强调婉瑜失节这个细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在婉瑜将要死的时候,她回想的只有两个细节,失节即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个之前不被提起的细节其实意义重大。这两个细节之一是她1954年去探监的时候,在火车站偷偷目送将要转监狱的陆焉识,她看到了陆焉识所遭受的那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陆焉识在婉瑜心中高大的形象已经开始受到冲击。第二个细节,非常关键的,就是婉瑜的失节。可能在具体的叙事当中失节的合理性没有很充分,但确实是婉瑜这样一个纯情的、传统的女人内心最为痛苦、最为忐忑的地方,伤痕不可消除。因为1954年曾经的失节,婉瑜内心已经觉得自己配不上陆焉识了,这是她很在乎的,从这一点说,不管将来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隔离,实际上在内心里冯婉瑜再也不能面对陆焉识了。我也许有些重构小说逻辑,但这是我对婉喻的解释。

梁盼盼:我还是觉得这个情节出现得太诡异了,很破坏叙述。

陈晓明:对,我也不同意。没有必要。本来写得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为什么……而且她那么爱陆焉识。小说写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必都写出来啊,不需要那个东西。

丛治辰:而且就算不明确写那么一笔,读者也会隐隐约约有些猜测的。

陈晓明:对,你让读者去想,但不应该写出来。

梁盼盼:而且,像月悦讲的,这本书里陆焉识这个人已经那么离奇了,没有必要让他的妻子那么落俗套,就让他们一生离奇。就这个小说的风格来说可以这样。

丛治辰:月悦说焉识这个人物传奇得有点过分,确实。不过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严歌苓在写婉瑜的部分,就写得非常传神和微妙。比如婉瑜最终同意和焉识复婚的那个细节,焉识是怎么唤起婉瑜的记忆的:他还是像以前的焉识一样,读书思考,不理婉瑜。这是非常吊诡的,焉识想要让婉瑜认识他,只能用对她不好的方式。对婉瑜好,失忆的婉瑜反而不能接受:那不是她熟悉的焉识。他不理婉瑜,然后自己默默走出巷口,“挥一下手”。那是他无数次对婉瑜做的事情,无数次这样不带任何怜惜地转身就走,而婉瑜恰恰对这样一个背影是熟悉的。几十年来焉识都是这么对待婉瑜的,而婉瑜竟然已经安于这样一种身份和对待,甚至深入本能当中,她习惯了焉识不理她了。这个细节实在太动人了,它恰恰打开了过去几十年无数次类似的细节,但是虽然行为动作一样,心理和人物关系却完全变化,既颠倒了一些东西,又召唤了一些东西,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如果我们要谈婉瑜这一人物形象的话,这些细节描写是需要好好琢磨。

陈新榜:关于陆焉识这一人物形象为什么那么传奇化,我觉得可能跟叙述人的位置有关系。如果跟王蒙《活动变人形》比较的话,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别。《活动变人形》潜在的叙述人是倪吾诚的儿子倪澡,是子辈对父辈进行审视;《陆犯焉识》的叙述人则是隔了一辈,是孙女对祖父的回忆,感情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她对陆焉识的叙述是美化的;而《活动变人形》里面那个父亲是比较猥琐的,是一直不断失败。王蒙对倪吾诚的刻画几乎可以说是带着恨意的,毫不留情地解剖了倪吾诚的好吃懒做,他的不学无术,特别是他对西方现代文明近乎盲目的崇拜但基本只是口头表达却毫无真正应用的可笑一面。陆焉识同样也是不断失败,但在孙女的追叙中他是善解人意的,比如说他逃不出家庭是因为他不想让继母为难,似乎是温和而柔弱的性格使他不断妥协,这是一个很善意的解释。

丛治辰:我很同意新榜的意见。这部小说是一个孙女借助祖父的回忆录,去重述祖父的故事。她没有同祖父一起经历过那种牢狱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女孩儿叙述的时候,大西北的牢狱生活难免会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斗狼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传奇的色彩。而婉瑜对她来说是从小陪伴长大的外婆,所以她写的时候就温情很多,柔和很多。

陈晓明:刚才新榜提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展开。

陈新榜: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生于1900—1920、成长于“五四”、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那批民国中晚期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一个谱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是他们作为精英阶层经历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撕扯,而后还在50—70年代一波波政治运动中浮沉。就如何处理他们与所处时代的问题,从代际关系看大体分为:自己写同代人的,比如说钱钟书的《围城》方鸿渐等等,是在“现代”内部自我代入式的追寻探问。而作为下代人对父辈进行审视的,比如说王蒙《活动变人形》,多是共和国建立之后成长的一代人对民国时期的审视,其间所包含的弑父冲动,或许不妨看做是“当代”对“现代”影响的焦虑的一种表征。而隔代人对祖父辈进行追记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是把“现当代”当做整体的历史进行重构。这些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强硬的历史框架在。而对处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精英分子以及其背后的现当代历史,严歌苓的描绘确实是颇为独特的。她本身不是理念式的作家,即便是在进行历史叙事,也没有那种试图抓住“历史本质”的僭妄和焦躁。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对其不得不如是表一种同情。严歌苓是经验地深味“祖父”辈们的历史限度,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得不然,也能跨过其间横亘的时间河流,从对他们的理解之同情倒回去想象出当时之事实之下的当时之情理。   

陈晓明:时间关系,我最后简单说几句,刚才大家都谈得很充分,几个要点把握得很准。但我想还有一个层面是,怎么在新时期的文学谱系中来看这个作品?前几天我到南京去开了一个会,讨论黄蓓佳的《家人们》,会上我记得费振钟提出,到了今天,怎么看伤痕文学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些作品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后伤痕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当然,这个角度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们要思考,怎么从当代文学史的格局当中去理解这些作品。包括张贤亮、包括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芙蓉镇》,还有贾平凹的《古炉》——他写的是文革的创伤性经验,对历史的书写从伤痕到了一个更深重的创伤——这都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革、对五六十年代历史的伤痕的书写。那么今天怎么书写?伤痕文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反思,为什么是政治反思呢?因为它把这些伤害都挂到“四人帮”头上,都看作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压迫,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而知识分子的性格是扁平的,他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遭受的这些磨难都是政治强加给他们的、迫害他们的。这是一个政治控诉的叙事。而到现在,像严歌苓这部《陆犯焉识》,它也有创伤性经验,历史确实对他有一种迫害,包括很多身体的创伤,但是更重要的是性格和心灵方面的介入。刚才治辰有一个观点很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部成长小说。所谓“后伤痕文学”,不仅仅是控诉政治,更重要的是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伤性经验,并且去探讨从创伤性经验中怎么修复创伤,怎么成长,怎么获得自己生命的坚实。所以陆焉识成长了,到了90岁才成长,他重新出走,又回到大西北去了。这是一个“回炉”啊。历经这么多磨难,中国知识分子才长了见识。长了见识之后是大彻大悟,是虚无,他的出走和贾宝玉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崩塌、政治的崩塌,也是家的崩塌、家庭伦理的崩塌。家里让他牵挂的冯婉喻死了之后,他觉得这个家也崩塌了、消失了,这个家的意义对他来说就是冯婉喻的存在,这跟《红楼梦》里林黛玉死了之后,贾宝玉出走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其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家的问题。你们这个岁数其实不一定能理解这个问题。严歌苓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应该是她父亲去世了,她父亲去年10月去世的。在这之前她父亲已经病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她有很强烈的经验。严歌苓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她的故事虽然离奇,想象力虽然很丰沛,但她总有一个真实的材料依据。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一个后伤痕的创伤性结构当中,她的书写通过写政治对人的瓦解、对人的迫害、对人的压迫,导致的是整个家庭伦理的崩溃。20世纪的强权政治,其灾难性不只在于毁坏了某个人,而是把家都毁坏了。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牢,对这一点的揭示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过去伤痕文学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但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是好人,他们的性格都是扁平的,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整个社会获得新生,中国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因为有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而今天我们说的后伤痕文学,应该说对历史、对人性、对家庭伦理有着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洞察。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小说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书写,超过了过去的伤痕文学,而且那种创伤性的经验是通过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的。为什么后来婉瑜失忆了?因为历史不堪重负。冯婉瑜在历史要终结的时候就让它终结,她几乎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再去回忆它。我们也再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历史的重演。所以我想,失忆是虚无,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有些东西连想都不敢想起来,她要用一个巨大的虚元,用失忆来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和质疑。但是像陆焉识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才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失忆又是吊诡的。陆焉识回来之后变得挺好,为儿女劳动,通情达理,也那么爱冯婉瑜,握着她的手直到她去世,然后去了大西北,他明白了他的归宿在这里。这里其实也包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的责问,当然在这里责问表现得不是特别透彻,不像《活动变人形》当中王蒙对知识分子的丑恶和卑琐揭示得那么极端、尖锐和残酷。但陆焉识仍然有很多毛病,他作风不正派、虚荣、自命清高,等等。历史的突变,让他落到了那样的境况当中,改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历史的大劫难之后,他才明白了生命,明白了爱情,明白了家庭,明白了亲情伦理,明白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明白了他真正的精神皈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中国没有别的可皈依的地方,所以他90岁又去了劳改农场,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出走故事。这里面既有《红楼梦》的出走,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有托尔斯泰的家庭伦理的崩溃。我们能够看到文学谱系和生命谱系存在于小说背后。所以,就像治辰说的,刚开始我也对这样一种历史书写有怀疑,但后来我还是一步步信服了,严歌苓的书写确实是很强大。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小说当中很多局部细节的处理有待商榷,特别是有些人物,虽然在大的方面可以理解他的性格,但是表现上确实太直露了。另外,在叙述手法上,她的倒叙和插叙还是比较成功的,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结构。如果按照线性发展来叙述,这个小说就没有什么特点,造成的效果也不具有冲击力。某种意义上来说,严歌苓还是很了解电影。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一开场效果就非常强烈,就像严歌苓把开场放在劳改农场里一样。马上就打开一种状态,把亮点端出来了,然后才会有更加强烈的变化。

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龚自强 丛治辰 马征 陈晓明 等

我们鼓励所有读者在我们的文章和博客上分享意见。We a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 lively but civil forum for discussion, so we ask you to avoid personal attacks, and please keep your comments relevant and respectful. Visit the FAQ p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验证码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