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靖国神社者的困顿与坚持

    星期三,刘强会定期出现在日本驻广州总领馆门前。最近一次,他展示的新作是“日本谢罪”。

    火烧靖国神社,让刘强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在这条路上,他甚至不惜偏执地前行。

    “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2011年,他在日本靖国神社纵火;2012年,他向日本驻韩使馆投掷燃烧瓶。一年牢狱之后躲过了被引渡日本的灾祸,被释放回国;但这之后又步入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困境。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卷入中日关系的程度比一般人更深。尽管他应用“二分法”,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日本,但40年以来,他的人生轨迹从未真正脱离过两国之间的漩涡。有人夸他爱国真勇士,有人贬他非理性冲动。刚刚度过不惑之年的刘强,仍在独自左冲右突之间寻求意义。“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文艺表演

    刘强独自站在人群中,被协警和酒店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在等待派出所民警“接走”的间歇,刘强变换着普通话、粤语并偶尔夹杂英语不肯作罢,高声和众人理论。

    “中国人的丑陋,不要在这儿抖搂。”

    刘强停嘴,花园酒店门前的这个小圈子也暂归静默,唯有一名协警手里的小相机在咔嚓作响,一名酒店安保人员的右脸在激烈抖动。

    因为阻拦刘强进入酒店,这名安保人员20分钟前刚和他起了冲突,现在正不肯示弱地回应着对方的近距离逼视,勉力维护着此刻的平静。

    刘强原本穿着一套从广州战士歌舞团订做的07式军礼服(它的现实功用,是“新四军后代合唱团演出礼服”),此刻身上剩的一件白衬衫被广州6月份的天气溻湿了贴在脊背上,隐隐透出一周前刚刚文上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20分钟前,他刚刚脱光了上衣,在花园酒店的门前展示了这件新作,以及其他几幅写在宣纸上的书法作品——“日本谢罪”、“中华崛起”。此前还有几次,他边展示边唱歌,边用手指向斜插在不远处的日本国旗——偶尔还会做出手枪的手形。

    位于越秀区华乐路的花园酒店,是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馆址。对于上述系列行为,刘强自我定义为“文艺表演”。他不聚众,只偶尔带个朋友为他拍照留念。他说,他想要通过此举提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自信心。

    这一天是6月11日,是自今年2月5日以来刘强第六次来总领馆门口做“表演”。他表示,自己与这里做保卫的武警、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已相熟,每次活动之后都被警方或相关人员带走,例行公事地做登记等简单处理。

    一工作人员在与刘强争吵间歇皱眉表示:“我们不反对搞示威活动,但他的行为经常有点偏激……”

    警车驶进来了。刘强敛起了他的衣服、书法作品,主动迎了上去,车门被打开的同时笑问:“今天来的是哪位警官啊?”

    抗战世家

    1974年6月20日,刘强生于上海市。爷爷是老红军、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历经抗日和内战的枪林弹雨,1945年牺牲于抢夺地盘的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奶奶也曾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军部机要。

    刘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上学前由外婆带大。1985年12月,外婆杨英在去世之前将自己的身世透露给刘强:她原名李南英,生于平壤,1942年被日军抓到中国做慰安妇,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婚嫁生女;杨英的父亲,也就是刘强的外曾祖父李胜式,由于在日占期坚持在首尔中学教授韩语,被日军监禁并拷打致死。

    儿时的刘强并没有种下反战或仇日的种子。所有家族记忆中让他铭记犹新的一段是:抗战胜利前夕,致爷爷于死命的,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重机枪。刘强对此的评价是:三发子弹点射啊,打得那么准,他不去打日本人。

    读初二那年,刘强坐在父亲的一位台湾友人身边看了一出叫“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的话剧,他记得这位老先生深受追捧,为人温良谦和。事后随着慢慢长大,他才读到这位老先生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而比柏杨这个名字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至今仍挂在嘴边、老先生对于中国人不留情面的批驳——自私!怯懦!窝里斗!

    18岁时,刘强开始学习日语,并且在培训班上认识了第一个日本朋友。对日本人,他将“两分法”沿用至今——恨而不怨。恨的是军国主义,但对当代日本人无怨。

    生于一个军二代家庭有时会让刘强感到某种压抑。“我爸爸躲在我爷爷的光环后面。不过你在网上输入他的名字+刘别生,是没有关联的,但你搜‘刘强+刘别生’就不一样啦。”他说。

    1997年,感到上海“压抑”的刘强前往广州,想要“改变”、“提升”自己。他先是在一家日美合资的企业里工作,第一次体验了“在日本人面前讲英语,他才会老实”的经历。2005年,他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在东京游玩之际到靖国神社门口唱了一首新四军军歌。

    2007年,刘强开始学习心理疗法,刚好在汶川地震之前拿到了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而后他赴川援助。

    他说,灾民的眼睛触动到了他。这也促使他后来投入到另一场灾难的救援中。

    “以德报怨”

    2011年3月,日本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9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并造成福岛核泄漏。半年后,刘强赴日本参加志愿服务。有朋友拦阻:日本人什么东西,你要去帮他们?刘强淡淡答道:日本人很好的。

    日后,刘强母亲这样总结儿子赴日:他是怀着以德报怨的心去的。

    志愿服务期间,他先去和歌山县YMCA学校短训日文。和歌山是二战时日军第四师团61联队的驻地,当地有不少人是侵华日军的后代,提起那段历史,脸上满是骄傲。刘强对此感到愤怒。

    在学校时,他发现一名教务总长对日本,甚至韩国和台湾学生都毕恭毕敬,只对中国大陆学生颐指气使,而大陆学生则唯唯诺诺。刘强有一次与教务总长吵了起来。

    “你向中国人道歉!”

    “为什么要我道歉?”

    “你家里有没有人是61联队的?在中国烧杀抢掠,不道歉?!”

    “没有啊,我们是执行军事任务啊。”

    争执不下,刘强跑到当地一个供奉灵位的神社撒了泡尿。他深刻感到,“这些日本人有很强的心理优越感,虽然战败,但他们自认勇敢、团结。对于历史——他们认为输给美国人可以,但怎么能输给中国人?”

    在课堂上造句练习时,刘强突然起立:“我们消灭了一小队日本鬼子。”整个国际班掌声雷动;学校联欢会上,刘强在台上一边演奏乐曲,一边讲述南京大屠杀。第二天他就被强行逐出学校。

    刘强说,他偶尔当了这一把“刺头”,让习惯了用“奴性”眼光看中国的日本人很不舒服。“所以现在日本记者还想抹黑我。”

    被开除之后刘强开始了“自由行”。去目的地福岛的路上,他在兵库县碰到很多“与土地接近的人民”,感到他们有着不避讳历史问题的朴实,“但那些在大城市的人们,他们与右翼势力接触的机会多,就不一样了。”刘强说。到了福岛,刘强为灾民进行心理疏导,参加义务献血,在那里度过了半个月的平静时光。

    平静很快被打破。2011年12月18日,仍在志愿服务期间的刘强看到了时政新闻——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向日本郑重提出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要求,但遭到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强硬拒绝。在读到这起“双方(领导人)近于争吵”的新闻后,刘强在屈辱和盛怒之下,当即用红笔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涂下了“谢罪”二字。“我当时就回想起了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外婆。”

    怒火难消。刘强打算“给日本政坛些警觉”、“给右翼分子敲响警钟”。效仿前人,去靖国神社墙外喷漆。而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却嫌他胆小,“你算是男人吗?”一次泡温泉时,刘强终于下定决心。为这铤而走险的一步,他足足策划了一个礼拜,甚至设计好了出逃路线。

    大事预定在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更重要的,是刘强外婆去世的日子,甚至时间都定了下来,凌晨四点——新四军的“四”,同时象征着军国主义之“死”。

    刘强的志愿服务结束了。

    纵火靖国神社

    2011年12月25日,刘强从超市买了4铁罐汽油,塞进行李箱后从福岛乘火车至东京。

    当天下午,他出现在靖国神社对面,在“踩点”时看到了整个神社被严防死守的态势。他注意到,“神门”是一处可供突破的监控死角,当即锁定神门为袭击目标,随后迅速返回宾馆,绘制行动草图。后三次折返实地查看。是夜,刘强只睡了两个小时。

    凌晨2:00,刘强换上黑色羽绒服,买了条围巾蒙面,而后开车至距离神门步行5分钟的地方;3:50,他来到踩点过的侧门旁,等待巡逻警车离开,双手一撑,跃过1米高的矮墙,顺势藏在一棵大树底下;3:55,刘强把汽油灌入几个备好的马格利酒瓶中,随后来到神门前,向基座和顶上国徽泼去;4:00,刘强点燃打火机,火焰蹿起。

    逃离纵火现场的路上,为掩人耳目,他换了装,途中还特意换了另一辆出租车。成田机场飞往韩国的航班就在前方等待,而一名日本警察拦下了车反复查看了刘强的证件。终于,警察挥挥手放行,“提到嗓子眼”的心被放回肚中。他安然逃至韩国。

    刘强在韩国就势开启了追根寻源之旅。他去了外婆生活过的木浦、大邱,还探访了外曾祖父牺牲的地方——首尔西大门监狱博物馆。“我仿佛感受到了他当年在这里被关押的情景。”好友雷霆回忆刘强的话。

    于是,刘强竟然真的自投罗网地进了首尔的监狱。2012年1月8日,他来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再次引燃火焰瓶砸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逃跑,而是站在原地。一个日本人在旁边嘶吼:混蛋!历史的问题关我们什么事?!两分钟后他被警察抓捕,后以“放火未遂罪”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刑10个月。

    这下,日本人知情了。当天仍在警察局录口供时,一群媒体记者闻讯赶来拍摄。玻璃门里面的刘强认出来有日媒,于是面露笑容地迎了过来,他张开双臂,展开身上的黑色大衣,露出白T恤上写着的“谢罪”二字。这一幕被日本ANN新闻拍个正着。

    大门打开,日本记者问:“在靖国神社的事情,也是你干的吗?”

    “当然是我干的了!”刘强答。

    日本媒体由此称呼刘强为“刘被告”、“惯犯”。日方由此通过首尔高等检察厅向韩方提出引渡申请——请求将犯人引渡至日本,就火烧靖国神社接受审判。日方提供的材料称:靖国神社一扇宽27.5米、高14米的木质神门,其中共6处部位被烧损坏,并未造成神门损毁。

    结果在韩国服刑期满后,是否引渡刘强一案曾三次在首尔开庭审理,韩方派出了10人的律师团队予以辩护,律师之一郑天姝告诉北青报记者,庭审期间刘强的父母也被接到首尔,母亲当庭出示了刘强爷爷刘别生的历史资料,在陈述时哭诉了刘强外婆的经历,令人动容。

    审判最终作出——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了“不允许将罪犯引渡至日本”的裁定。这份决定书明确写道:

    1.罪犯的动机,是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等历史事实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愤怒引起的;

    2.罪犯的政治理念及对待慰安妇等历史事实的见解,与韩国、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见解是一致的;

    3.本案犯罪行为是为了政治大义而实施的。

    最终结论:本案引渡对象所犯罪行属于政治犯罪,不具备引渡条件,不允许引渡至日本。

    2013年1月,刘强自由了。在东洋漂泊了15个月后重回祖国的怀抱。

    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对此大为光火,安倍晋三发表声明称“非常遗憾”。中国外交人员研判形势,决定让刘强在第二天一早就搭乘首尔飞往上海的航班。刘强刚刚登机,日本派出的行动小组就抵达机场,扑了个空。

    “躁郁症症状”

    2013年1月,刘强从韩国被释放回国,之后在上海的家里住了“难熬”的两个月。因为在日本和韩国的行为,上海外事办等部门都找到他来了解情况,给刘家造成了一些影响。“我爸妈就整天说,‘丢人啊’、‘惹麻烦啊’,我爸几乎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刘强说,“如果我有这么个儿子,我肯定引以为豪啊,开心还来不及呢。”

    对此,刘强父母没有接受采访。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曾提到“罪犯存在躁郁症症状,但鉴定结果为轻微”。

    刘强承认曾在韩国某家精神病鉴定医院住了一个月,以配合司法鉴定,但不认为病症对他产生了影响。“人不轻狂枉少年。我早就放弃治疗了。”他自嘲说。

    之后他离开让他感觉有些压抑的家,重新回到广州。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新年之际他筹划着以新的形式表达立场。他知道韩国“慰安妇对策协会”每周三都会到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抗议,他决定效法。“甲午雪耻”的口号开始被他在不同场合提起。

    2014年新年刚过,刘强和他的朋友们讨论:再采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莫不如改为“文艺演出”,“用侧面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情绪”。

    好友雷霆总是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我们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放火肯定不行了。他也想过更温和、理性的方法,去游说呼吁其他人,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他希望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不再懦弱、窝里斗。这种演出大概就是要振兴起民族自信,感染他人。”雷霆说。

    刘强会弹钢琴,能唱歌,还写得一手大字。2月2日,他写下了“日本谢罪赔偿”的字幅以及一封表达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大字信。三天后,刘强带着这些作品来到日驻广州总领馆门外,完成了首次表演;12日,他在日本国旗的背景衬托下高举起“中华崛起”的字幅;3月19日再造访时他遭到阻拦,但坚持将“表演”进行下去。

    困顿与坚持

    身边有人用恶毒的字眼嘲讽他的行为,也有人认为他代表了“民族血性”。雷霆在几年前第一次接触刘强时,还是他的心理辅导课程的学员,“他很与众不同。他传递出的那种正能量,让人感到正义感和勇气,让人敢于突破自己。”

    但与众不同给刘强带来了麻烦。他的职业原是外语老师、翻译、心理治疗师,但原本与他有合作的外语培训机构、心理课程培训班,此时纷纷与他断开联系,致使他无收入的状态持续至今已半年,“不用日本人,咱们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

    刘强原本参加了广州的“新四军后代合唱团”,但他认为,他这个“后代”,和其他“后代”并不太合得来。据一位接近刘家的人士介绍,合唱团原本对从韩国回来的刘强尊敬有加,并让其担任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但自从“使馆表演”逐渐展开后,正副团长相继与刘强闹翻。

    无处可去之际,刘强想,不如剃了头去自首坐监狱算了。他顶着一头短寸自拍发到朋友圈,旁边配的,是一张《亮剑》中李云龙横刀立马的形象。

    4月19日,刘强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一剃而净,只留贴着头皮的一层寸头,而后身穿军队作训服对着镜头自拍,并将其作为微信头像沿用至今。“因为焚烧靖国神社的事情未了,下周要去天河区检察院投案自首,所以可能又要坐牢了。自己先剃了头,积极准备中!”他说。

    从韩国回来后,刘强表示对于监禁、关押等形式已无抵触情绪。相反,他还以上述形式去主动“求监”。他说:“我不愿这么不明不白地自由着。”

    然而他并没有被投入狱。20天后,天河区检察院让登门而来的刘强去找公安局,而后公安局把他支到派出所,最后派出所民警的反应是“笑呵呵”。

    除了公、检,刘强登门的还有领事馆。5月,他曾参加韩国驻广州领事馆举行的“岁月号”沉船纪念会,感慨受到了副总领事郑载男的“高规格接待”;近来他正在学习俄语,并到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在副领事谢尔盖耶夫的面前演唱了一首俄罗斯国歌。他歌喉不俗,“唱吧”软件里面各种语言的情歌之间,夹着“大刀进行曲”和“万里长城永不倒”。

    除了这些,没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与他有接触。原本应当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保钓”人士,也纷纷以某种微妙的原因与他决裂,翻脸为敌。甚至,父母双亲也与他日渐疏远。

    但在另一面,刘强又总感到周围有人在“关注”着他,让他感到好笑。有一些陌生人时而出现与他联系,他则索性把他们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有(日本)朝日新闻的,有NHK的,有我们国家媒体的,还有有关部门的。我在里面说话没人理我,但他们又不退群,就在那儿看着你。”他说。在和北青报记者谈起刘强时,来自东京电视台的某记者曾拒绝作出评论。

    6月11日午饭过后,刘强穿上那件笔挺的军装礼服上衣,拿起手机打开“甲午雪耻媒体群”,按下语音键:“我下午又要去文艺表演啦,要不要来看看?”

    在步行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路上,刘强自嘲地说:现在连他们也不来了。

    文/本报记者 薛雷

 

来源:北京青年报

链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7/07/content_7140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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