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

——对话《华尔街日报》副主编兼华盛顿分社社长杰拉德·赛博
 
孙超
 
1970年代,一个怀揣梦想的大学生来到《华尔街日报》达拉斯分社当实习生,毕业后,他进入报社做记者;
1980年,渴望报道时政新闻的他来到华盛顿分社,距离“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更近了一步;
1984年,他被调到开罗负责中东新闻的报道;
1987年,热爱美国时政外交的他回到了华盛顿;
2002年,他和同事们一起获得普利策奖;
2007年,他成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社长;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一个新节目,就叫做“华盛顿分社”——每周一次的在线脱口秀。美国各大媒体隆重推介,新节目由“表情严肃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兼华盛顿分社社长杰拉德·赛博(Gerald Seib)主持”。第一期30分钟的节目,杰拉德·赛博对话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资深策略师凯文·马登。
就是这位“表情严肃的”主编,我几次来到他的办公室,热爱体育的他办公室里没有什么装饰品,却有好几扇门,“大平面”的同事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到他的办公室。有时候他一边看着电脑,回着邮件,一边从桌子上拿起小块儿的椒盐卷饼送进嘴里。他要保证从华盛顿地区发往总部的新闻稿件的质量,开发推动华盛顿分社的新闻数字化等产品,他还担任CNBC、CNN和BBC等节目的评论员。无论多忙,他一直坚持着自己侧重时政与外交政策的分析和预测的每周专栏。
你所听说过的美国新闻界的奖项,这名勤奋的媒体人几乎都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获得了旨在表彰对美国总统报道的梅里曼·史密斯奖;接着是阿尔多·贝克曼奖;还有杰拉德福特基金会的杰出报道奖;由于他海湾战争的报道,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授予了他温铎奖;他还有全国新闻俱乐部的埃德温·胡德奖、堪萨斯大学新闻学院的威廉·艾伦·怀特基金会奖;当然还有普利策新闻奖,2002年他和同事因为9•11恐怖袭击的报道获奖;2012年,他荣获新闻界最高荣誉之一的杰拉德·勒伯新闻奖的终身成就奖。
我和朋友、同事们都称呼他为 Jerry(杰瑞),他和我畅谈了很多问题,包括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总统大选、《华尔街日报》以及他的新闻理念等。
 
 
好记者是如何炼成的——写作是所有工作中最快乐的事,热爱是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激励
 
孙超:我对你的经历很感兴趣,你是怎么成为一名记者、专栏作家及报社副主编的?
杰拉德·赛博: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一直都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在学校时,我曾在《华尔街日报》达拉斯分社实习。毕业后,我正式进入报社工作,开始的工作地点在德克萨斯州。我一直想来华盛顿,几年后,我被派到这里。我开始接触华盛顿相关话题,如健康、教育,然后是政治,再后来是外交。做外交相关内容时,我曾作为记者被派到开罗,在那工作了三年。后来,我想回来,于是又回到这里,我的工作开始涉及白宫、州政府等,我成为了一名政治编辑,然后担任了华盛顿分社副总编,接着是总编。之前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很多东西,它们为我今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我很幸运,因为有机会做很多事。再后来,我得到了写专栏的机会,每周写我自己的专栏。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我还为福克斯新闻、CNBC、及CNN做一些电视采访,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公共演讲。
 
孙超:杰拉德•勒伯新闻奖属于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而今年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是你。
杰拉德·赛博:勒伯奖是1957年成立的,是由洛杉矶加州大学颁发。此奖项的创立者杰拉德·勒伯是一名非常成功的金融家和E.F. Hutton公司的合伙人,他将提升人们对经济和金融投资方面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使命。每年他们都会颁发一个终生成就奖,嘉奖获奖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做的贡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决定今年将这一奖项颁发给我。我感觉挺好。
 
孙超:你接触了很多大人物,写很多稿子,又有很重的管理工作。我想知道工作中最令你兴奋的部分是什么?
杰拉德·赛博: 我采访过继里根总统之后的每一位美国总统。我现在只需要写我的专栏,采访对象是谁不是很重要。我非常喜欢做这项工作,很享受写专栏的乐趣。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事。因为今年是大选年,我写了很多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但我其实更喜欢写关于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文章。所以,大选过后,我还会把写作重心放回到这些方面。
 
孙超:因为你每周都要写专栏。在一周或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你怎么确定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主题?比如最近你写的专栏文章都和大选相关,你需要跟白宫方面的人交流吗?
杰拉德·赛博:你知道我的专栏是每个星期二。我一般在前一周的星期五决定选题,然后与人们讨论这个选题。有时候我一直与人交谈。到星期一我下笔前,必须确定主题是什么,而且已经进行过深入讨论。因此,在我坐下来写这个专栏之前,整个酝酿工作要持续好几天。
 
孙超:你有什么个人的写作习惯吗?
杰拉德·赛博:是的,我喜欢在早上很早起来写。我大约在早上5点钟就开始写作,能够保持在写作时头脑非常清醒,而且不会被打扰。
 
孙超:什么是你个人最喜欢的故事类型?
杰拉德·赛博:我喜欢写分析性的故事,那让我很有满足感。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写专栏的原因。因为你可以告诉人们你所熟悉的什么事情在发生,但专栏又不仅仅是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意味着什么。我还比较喜欢描述性的故事,就像将读者带到某一个地方,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很舒服。
 
孙超: 当我在网站上读你的专栏,发现有很多读者的在线评论或反馈。你写专栏有很多年了,拥有很多的忠实读者。我想知道,你读这些读者的评论吗?你喜欢哪种类型的评论,或者是哪些反馈会对你写作有启发?
杰拉德·赛博:首先,在线评论是一项相当新的功能,能够在线对报道作出评论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尽管我写专栏很多年,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办法评论,除非读者给我写信,我也收到过一些信件。但是在线写评论对读者来说容易方便多了。不过我一般不太在意,因为在线评论很容易,也很随意。你知道,评论绝大多数只是人们抒发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观点。但是,如果有人给我发一封邮件,提供他们的想法,我通常会回复。因为那位读者不怕麻烦花费时间专门给我发邮件探讨问题,我觉得必须给他/她回复。但通常很多的在线评论就是一种在线的争论,并没有反映作者写作的内容。对于在线评论,我通常不能像对待读者直接给我写的电子邮件那样严肃。
 
孙超:回顾过去的那么多年,你有没有收到曾经给你带来灵感的读者来信?
杰拉德·赛博: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华盛顿二战老兵纪念碑的文章。参议员Bob Dole是一位二战老兵,一位八十来岁身体多病的老人,他曾多次为此旅行。因此全美国的老兵都飞来华盛顿,来参观为他们而建的纪念碑。我收到很多人的评论,人们只是因为喜欢这个主意,希望让那些在二战中服役的官兵受到尊重,接受荣誉。二战老兵们现在都八、九十岁了,我愿意继续看到他们,不管我是不是在写专栏。但是我能够写这些真的很棒。那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经历。
 
孙超:《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与在其他地区的办公室有什么不同吗?
杰拉德·赛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华盛顿分社应该算是除纽约总部之外最大的分社。我们这里有超过60名的员工。我们也涉及更多重要的问题,包括读者热衷的政治议题等。这就是华盛顿分社的最大不同之处。
 
孙超:每次我来到你的办公室,总是有不同的人想要来和你谈选题什么的,你是如何激励你的团队的?
杰拉德·赛博:这并不是很难。我认为,很多人从事新闻工作是因为他们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新闻工作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觉得通过自己写的故事能够告诉大众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政治领袖或是经济运行在公共服务功能方面做得怎么样等等。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从事媒体工作的人是受到了自身的激励。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使用真实世界的案例来阐述要说明的观点;文章为尽可能多的读者而写,为理解力成熟的读者写,为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而写
 
孙超:《华尔街日报》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著名的“华尔街日报体”甚至成为了记者们津津乐道的文体。你觉得它和其他美国的报刊杂志有何不同?
杰拉德·赛博:首先,从传统意义上讲,与其他出版物相比,尽管《华尔街日报》侧重经济报道,但其内容应该是最丰富的。我们的读者也很多,关心经济的人比以前多了。第二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是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在全美范围内出版和发行,你在哪儿都能看见它,比如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或其他城市。其他报刊通常没有那么广的覆盖面。第三,我们是一家国际化的媒体。我们有专门的欧洲版和亚洲版,在欧洲发行专门面向欧洲受众的报纸,在亚洲发行专门面向亚洲受众的报纸。其他报纸没有这样做。比如亚洲版,既包括了我们美国总部的素材,也有在亚洲的记者编辑们针对亚洲读者的报道内容,这并不寻常。
 
孙超: 《华尔街日报》很擅长深度报道。我有时候惊讶于你们的记者是如何获得这些新闻资源的。当我读到他们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就在现场。你们怎么合作的,又是怎么组织调查的?
杰拉德·赛博:你说的很对,因为我们的记者就在现场。我们一直都出现在新闻发生的焦点。比如,关于阿富汗的报道非常好,因为记者就在阿富汗。他的报道不仅仅是人们说什么,而是他看到了什么。又比如,关于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报道,是记者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竞选中的事情。
关于如何组织深度报道,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去回答。首先,你得有好的记者,他们知道怎么去收集信息。其次,你要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这些事。调查很耗人力,往往需要很多人。有些机构有足够的人,而且能够给这些人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完成调查,有些机构则做不了这些事。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拥有这些资源。因此,当你有了专业人员,并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些事,做成这些事就并非偶然了。
 
孙超:你给我谈谈所谓影响全行业的《华尔街日报》报道风格,什么故事可以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条?
杰拉德·赛博:风格就是我们做报道、写故事的方式,是我们做工作遵从的规则。它不是一种程式,而是一种指导。
但同时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章,有街头新闻、深度故事,我想与你在其他报纸上看到的故事类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把我们的报道与别的报道区分开来的是我们会使用大量轶事和实例。例如说美国经济,《华尔街日报》上会从不同方面描述和展示实例。你会读到,有更多的人正在经受长期的失业之痛。总之,我们使用真实世界的案例来阐述试图要说明的观点。
 
孙超:对于一名编辑而言,应该从读者的角度还是从专家的角度来编辑?
杰拉德·赛博:我认为报纸的目标是报道复杂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不是为专家写,而是为读者而写。我们有些故事比你从其他刊物上看到的更复杂。我们的读者对该故事背景有一定的知识和兴趣,但无论怎样,我们的故事仍然是为读者而写。这与其他的刊物不同。有些财经媒体是为金融行业的专家而写,但那不是《华尔街日报》的风格。我们一直是为尽可能多的读者而写,为理解力强、成熟的读者写,为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而写。
 
孙超:对于一名记者而言,在开始写一个故事之前,需要对所报道的事件已经有了结论和一个自己的态度吗,或者写作是为了寻求结论?
杰拉德·赛博:我认为记者对要写的东西有一个概念,要试图说明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什么,无论结论是什么。你必须要让报道决定你的概念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你正在寻找什么。但是直到你做这项工作,你不必知道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让报道指引你,而不是假设你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答案。因此,不要先入为主,而是保持足够灵活性,让报道从一个不同的方向推动你,让你到达那儿,甚至让你放下自己预想的见解。
 
孙超: 你认为怎样才能使一个故事脱颖而出?我的意思是,全新的线索和第一手材料还是对新闻线索的深入报道?
杰拉德·赛博:我认为以下这三点能使一篇报道更好:新闻、一手描述和对新闻的分析。一是深度新闻,报道人们此前不知道的事情。二是第一手描述和实例,换句话说,带读者们去他们自己去不了的地方,并描述你在那儿发现了什么以及你发现那儿有什么样的人。三是分析,我认为这一条对很多新闻故事都很重要。这儿正在发生什么事,然后对此进行分析,并回答为什么会发生、对未来有什么影响等问题。
 
孙超:我想知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们是如何让采访者开口说话的。如何保持与被采访者良好关系,如何说服他把只告诉你一个人的故事告诉给读者?
杰拉德·赛博:我认为,善于让人们开口说话是好记者与一般记者的不同之处。但是让大人物们“开口”也与美国的传统和道德理念有很大关系。那些政府工作人员觉得要为所服务的公民负责,也就是对纳税人、对美国人民负责。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所做的工作。所以,对他们来说,与记者交谈是他们与所服务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交谈的一种途径。他们通过记者向全国人民说明。此外,我认为在政府工作的人有义务解释他们在为纳税人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另外,还有人跟记者交谈是因为好记者是严肃负责的人;有些人与记者交谈是他们喜欢受到关注;有些人在有观点要表达时与记者交谈,想向更多的人传播他得观点;因此,人们与记者交谈出于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美国维持超级大国地位成本极高——外交政策转向整个亚洲,不应看成针对中国;美国不会建立长期看来并不明智的对抗中国的亚洲联盟;未来是多股力量抗衡的世界
 
孙超:我参加了很多活动,包括几次到国会,发现美国政客们都在强调奥巴马总统提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美国将转向亚太”的外交政策。你对此有何评价?美国能真正实现其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吗?
杰拉德·赛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过去一年中,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对美国和全世界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为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到亚洲创造了机会。重新定位应该是强调更多关注整个亚洲。当然这里包括中国,但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
同时,美国很多政客看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存在着问题,发现了很多亚洲国家有想与美国亲近的意愿。美国转向亚洲,不是想影响中国,而是重新意识到亚洲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也是因为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视。如果美国与越南、缅甸、泰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整个亚洲都很重要。不久前,我和一个参议员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外交转向亚洲,不应看成针对中国,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转向整个亚洲,转到当今世界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美国如果建立对抗中国的亚洲联盟,长期来看并不是明智。
 
孙超:美国的军事影响和军事力量上处于世界第一。同时,在消灭本•拉登后,美国军费开支依然巨大。我看到《世界军事年鉴》的排名,美国军费开支仍然处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却在批评其他国家的军费预算高?
杰拉德·赛博:美国的国防开支是和政府预算相关的,和过去十年里的国防开支历史相关的,不是为了对抗某一个国家的扩张。美国军费开支高的真正原因是,伊朗核安全问题、伊拉克反恐问题、波斯湾问题,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的诸多问题。应对这些问题,美国需要很大的投资和很多的时间。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美国是在追求其实力增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孙超: 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抗衡美国的另一大经济体,欧债危机对美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杰拉德·赛博:我不认为美国与欧洲只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对于美国来说,欧债危机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机会。主权债务危机拉退经济。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问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美国的角色尽管很重要,但可能未来会逐步减少自己的职能,而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
 
孙超: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一直致力于维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杰拉德·赛博:美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但是,我想,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出现多个超级大国的存在。因为世界在变化,人口在增加。美国维持其超级大国统治地位很昂贵,耗费巨大的国家资源,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是无法避免的。
 
 
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中定义不同,不停变化
 
孙超:我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几次坐下来和我长谈,我想这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华尔街日报》以及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都非常有帮助。
杰拉德·赛博: 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想给你我写的书。你知道中美关系系非常复杂,也是非常有趣的。你现在在新闻界工作,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中美关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报道主题。中美关系总有一些意见相合的地方,也有不合的地方。中美关系也总是起起伏伏,有涨有落。美国也正在转变,将关注点转移到亚洲。但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赞同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孙超:作为一个关注美国政治外交的几十年的资深媒体人,你如何定义中美之间的关系?
杰拉德·赛博:我觉得“华盛顿”关于中美关系的定义存在很大争论。因为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中会有不同的定义,也会不停地变化。有人认为是朋友关系,有人认为存在对抗、或者是竞争关系,有人认为是信任关系……
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非完美。美国真正担忧的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的商业运作中的规范和规则问题,这些问题要通过与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解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2a6c10102uw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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