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

杨小凯漫长的告别

  杨小凯的一生,有两个名字,杨曦光和杨小凯。

  生命的第一阶段,由“热情,牢狱,自学,出国”这些词串起来,匆匆20年。

  35岁攻读研究生,55岁谢世,他的学术生涯也浓缩于短暂的20年,但在生命的第二阶段留下足迹,不枉此生。

  身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曾于2002年、2003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

  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之外,众所周知,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有时是超越于时代的。

  友人回忆,杨小凯曾在最后接受治疗时发邮件说,“Maybe,after this treatment, I will roar back like a lion again。”他走后,一位在学术场上的“冲突者”也感慨,“他的学术生涯只有20年:满是火花的20年。”

  十年前,狮子停止咆哮;十年后,火花仍未落尽——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见习记者 张玉

  “杨小凯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曾这样评价。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在经历了坎坷又带有传奇色彩的56个春秋后,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今年,恰逢十周年。黄有光、林毅夫、张曙光、张维迎、韦森、张五常等一众经济学界的学者们纷纷深情回忆昔日与杨小凯的交往与友谊,并对杨小凯的学术成果进行热烈讨论。

  值此之际,记者走访杨小凯的亲朋好友,聆听历史,记录他们眼中的小凯。

  拼命三郎

  “小凯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

  黄有光教授回忆道,“小凯写一本六七百页的书,七个月就写完了。我写一本两三百页的书,却要用上好几年。”

  黄有光教授还告诉记者两个独家小故事:“小凯的文章真是掷地有声”,黄有光在读完小凯厚厚的博士论文后,将其随意一掷,响亮的碰撞声,哈哈一笑感叹道。

  他非常欣赏杨小凯的才华。他们于1988年相识。1989年,黄有光用毛笔给杨小凯写了幅一字:曦阳初照学术界,光度已惊内行人。这首藏头诗被放在了杨小凯家的客厅。

  诗里暗含的是杨小凯的原名杨曦光。

  父母是高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杨小凯喜欢阅读思考。成长初期便遭遇特殊历史时期,还是高中生的他写了篇《中国向何处去》,也为此在1968年,19岁的时候被捕入狱。

  十年监禁并没有让他消沉下去。在狱中长者的帮助下,杨小凯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电机学和机械制图,通读《资本论》和《世界通史》,琢磨着经济理论和模型。冤狱生活亦让杨小凯由红色的激昂变得理性平和,在思想上日趋成熟。

  关于杨小凯思想的转变,学者朱学勤给大家讲述了一段故事:“1983年,我与小凯有次印象深刻的谈话。他在解释自己的转变时说,要用自己专业领域的建树建立公信力,来关注国家的发展。小凯没有放弃他对公共领域的关怀,一头扎进普林斯顿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这个博士读的比坐牢还要辛苦。”杨小凯的夫人吴小娟在一边补充道。

  杨小凯深切感受到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困扰。去西方取经,学点真本事,成为这一代年轻学者的热切期盼。“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比我长两级。那时候出国,对国外很不了解,小凯给了我很大帮助。”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回忆。

  “杨小凯根本是个学者,是个思想工作的可造之才。”张五常这样评价杨小凯。

  “1983年底,我在北京大饭店与茅于轼初次见面,聊到中国青年。茅于轼认为中国最有前途的经济学青年就是杨小凯。我就看了他写的数学书。我觉得他最值得赞赏的优点是有良好的预感和思想判断。”

  张五常教授提到的数学书是杨小凯出狱两三年后发表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基础》、《经济控制理论》,这三本书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2014年被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收录再版。

  短短时间,能达到如此高水平,拼命三郎的精神可敬可佩。

  杨小凯从一个门外汉,用20年的时间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和超边际分析框架。黄有光告诉记者,小凯喜欢帆船,一生都在思想的大海里远航。

  故人印象

  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平和,没有一丝激昂的感觉。只有在学术会议讨论上,才会为自己的学术观点热烈辩论。

  这是友人们对杨小凯一致的评价。

  “小凯启发了我对于产权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小凯向我介绍了科斯、张五常等的研究工作,也是小凯为我去悉尼大学写的推荐信。我刚到澳大利亚就暂住在小凯家中。”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对记者回忆说:“小凯开车的时候还会想经济问题,所以老是把车子撞坏。所以他都买很便宜的车子。”

  有件事也令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记忆犹新。“我到美国普林斯顿一年后,我的妻子过来。小凯和夫人就开车陪我去接妻子。当时把车停错了地方。为这事,小凯还付了75美元。我至今还记得。”

  此时,黄有光又提起与杨小凯合作文章的往事。“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主要贡献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作者排名要按照英文顺序放,把我排在前面。最后,我坚持此书以小凯排前的顺序发表。我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就没再坚持了。”

  “小凯的时间大部分都给了学生。”杨小凯的同事陈定远告诉记者。

  杨小凯和夫人经常邀请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家聚餐,包饺子,论经济。“他的独立见解会感染人,却从不把观点强加于人。”杨小凯的学生张永生告诉记者。

  “小凯早期招弟子是非常严格的,布置很多大部头经典著作的阅读,马上是一对一的考试。他像个严父。当然,在生活上,又像大哥,对学生很关心。”

  李克告诉记者,他十分感谢杨小凯为自己打下的理论基础。李克在36岁就获得了日本商学院的正教授,这在日本是非常难的。

  杨小凯的学生赵益民也告诉记者:小凯对学生非常提携,和学生一起申请研究经费,对学生申请奖学金非常支持。很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慕名请他指导,他都想方设法提供帮助。他曾邀请了很多人到Monash大学访问交流。

  归于柔软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历史,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如果说十年牢狱让杨小凯从热血变得平和,那么在生命最后几年,可能是他又一次转变。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他从平和变得柔软。在家里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常常忏悔,体谅他人。”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回忆道。

  “他对学生变得非常温柔,像父亲一样。”吴小娟说。

  “小凯是个对自己非常诚实的人,所以他会不断去质疑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也可能是他信奉基督,处处为他人所想的根源吧。”

  曲祉宁告诉记者,“老师常常提醒我:你的研究是否理论与现实紧扣,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是否会真正相信你的文章。”

  “小凯的变化从平和变为柔和,他见面的聊天方式从"模型怎么样,模型乖不乖阿?"转变得更接地气,"你最近怎么样?家人怎么样?小孩子怎么样?"”杨小凯学生孙广振回忆道。孙广振告诉记者自己不善表达,但记者可以从他的行动和话语里感到他对老师深深的爱。

  “他曾经说,"上帝要这么快带我走,可能是希望把机会留给青年",这是怎样的境界啊。”李克感叹。

  “世上知己难逢,喜得恩师启蒙。”曲祉宁一直想把这句感谢献给老师。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

  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

  聆听他们的回忆,记者也能深深感受到:小凯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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