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过分苛责北洋政府

       关于一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科书从来没有客观中立地把故事叙述出来。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处于革命史观之下,而且这个革命史观是双重的,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史观。这两种革命史观对一战的论述,尤其是北洋政府和一战的关系的论述,基本是批判性的,或者说是扭曲化的,并且他们调用了民族主义的悲情。以前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在两个革命党所激化的民族悲情之下,显然就会把北洋政府骂得一无是处,把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夸大到了不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战到底怎么回事?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把它恢复成一个真实的过程,我们要在真实故事的基点上,来思考一战与中国思想的激变。在此之基础之上,我来谈几点看法。

 
  不应对北洋政府过分苛责
 
  第一,从外围来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暂且不谈思想史的关系,首先要确立一个坐标。一战是欧洲国家在主权国家形态相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围绕着国家利益进行的外部争夺、资本扩张、殖民地重新调整等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的背后,有一套国际法的制约,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但是中国和一战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初建的民族国家羽翼还不丰满,甚至内政外交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认同性以及国家执行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之所以没有建立起来,不能说是北洋政府的无能,而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系列约束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给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设了一个重大陷阱。比如,宋教仁案意味着中国宪政初期的夭折,使得本来可以正常建设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某种意义上不主张革命,而是主张议会斗争,如果他不被刺,可能当了总理,民国宪政也许会不一样。那时候袁世凯底下的军阀还没有成气候,国家奠定之后有了宪法,宪法之后有制宪,然后有政府,还有议会,就开始进入国家建设。正常情况下,假如到了一战发生,(国家建设)应该已经初见成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失败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宋教仁被刺扭转了(历史),尤其是之后的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等一系列事情,使得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国家能力非常脆弱。
 
  当然我们讲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有重整家国的能力,使这个国家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但是历史的演变(责任)不能在北洋政府一系,而且孙中山国民党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袁世凯,他认同的是后来南京的中华民国。在这个意义上,从辛亥元年就有一股革命的激进力量,虽然革命的正当性在当时是有的,但是建国后就应该停止革命了。权力不是让给袁世凯,而是让给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应该搞和平建设了,结果谁刺杀的宋教仁就一直说不清楚。这历史迷案暂且不说。总的来说,民初国家建设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国家能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对北洋政府太苛刻。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一战之后所谓的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没有民国这十年的社会建设和资本家的建设,怎么能有黄金十年?中国发展最好的是1927-1937年。但是1927年之前的这十年,说起来是军阀混战,实际上军阀哪有混战过?通电打打仗而已,实际上经济发展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功劳是要讲的。国家层面上一直没整合好,社会的自生自发建设在北洋这十年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还可以。所以在这点上,对于一战过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说,给予同情和理解,确实不是很优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一战时的中国是一个初建的现代国家,而参与一战的西方诸国则处于扩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刚刚构建,政治也不成熟,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没有过多的可指责的,它是客观事实,你可以指责北洋政府无能,我同样可以指责革命党捣乱,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现状,这是第一个故事,而一战后的那些是第二个故事。
 
  俄国带给中国的灾难远大于日本
 
  第二点,谈到思想演变,一战的五年,加上之前、之后战争的发育、演变、扩展期,大约前后有十来年,中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时代是更扯淡,因为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张謇等诸多人,而第二代里头,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严复的自由主义没有占主体,第二代思想家胡适的自由主义,虽有一脉血统,但是没有占主体,这比较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战前后自由主义没有兴起,反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了呢?这是某种程度上运气不好,赶上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上升期,整个知识界的潮流有点所谓的“世界公理”,旧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逐渐升起了。这是一个大思潮,所以知识分子像胡适这样的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简单的迷恋,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里面最让人佩服的是徐志摩,虽然他是个诗人,但从来对这一块都非常斥责。所以说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即世界格局,无论是中国还是当时西方的知识界都不成熟或者幼稚。就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代表世界公理,只是一时之短长,但很多人迷恋了,西方的知识界也有这样肤浅的认识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显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第三点,日本在中国的关系中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日本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致命的因素。虽然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好的时期,日本人出于它的国家利益,确实在使坏,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民国时期,日本确实挺坏的,但问题是还有更坏的。而且我们要站在大国角度上,比日本历史更久远的大国,体量比日本大,思考的尺度也应该比日本大,所以就可以理解日本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灾难,但作为一个小国、它要生存,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要做这个事。那我们虽然记住这段历史,但应该超越中日关系的恩怨,尤其在今天谈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国,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俄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日本。我们反省这段历史,不能过于强调日本的关系,还要向日本学习,至少日本现代转型比我们好,宪政发展了,国家文明,国民精神也好,这不够我们学习吗?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气魄要大。
 
  民族主义不可极端
 
  第四点,当时的民族主义有正当性,任何一个国家有民族主义都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不能导致极端。俄国导致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是极端,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极端。正常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适合一个国家的正常建设,是一个正能量,但问题是怎么能够理性地处理好这把双刃剑?不能说一见到民族主义就怕,也不能说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好东西,只有一个审慎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才是好的,尤其是中国具有超大负荷的国家,稍微大一点人家就怕,更要审慎。现在中国的筋骨发育不强,却要向人家展示肌肉,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义吗?在这点上,民族主义更应该理性、健康和自由主义相结合,这才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来源:腾讯思享会

我们鼓励所有读者在我们的文章和博客上分享意见。We a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 lively but civil forum for discussion, so we ask you to avoid personal attacks, and please keep your comments relevant and respectful. Visit the FAQ p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验证码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