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风云

一、

10月30日,办公室弥漫着微妙的紧张气氛。这里是北京望京科技园的摩托罗拉大厦——尽管这家手机厂商已淡出中国人的视线,但这栋大楼还残留着它的一些痕迹。电梯里仍贴着摩托罗拉的告示:“当你说话时,小心有人正在倾听。”现在,将近500人的锤子科技团队,占据了这里的七层和十层。这天上午,办公室一切如常,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紧张。降价后的锤子手机将在十点钟准时开卖。

前一天晚上,朱萧木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越来越觉得明天是个战役,现在越来越觉得明天其实就是个仪式。”很多人都知道,降价后的锤子手机销量,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公司的未来。

朱萧木是锤子科技的产品总监。他31岁,个头高挑,蓄着马尾,像个艺术家。在锤子科技,他的工号是0001,是罗永浩招聘的第一位员工。

创办于2012年5月的锤子科技,从一开始就有着神秘的面孔。罗永浩从不轻易向公众展示他的团队。大多时候,都是他一个人的战场——人们笑称他是“相声演员罗永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手下工作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外界猜测,那可能是一群盲目跟风的“罗粉”、“愤青”、“一帮不懂硬件的英语老师”,总而言之都是些“门外汉”。

严格来说,朱萧木还真算一个彻头彻尾的“罗粉”。他在美国上学,念的是建筑,毕业后留在旧金山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对朱萧木来说,罗永浩远在中国的每一次演讲,都是他平淡生活的亮点。他说:“作为一个普通建筑师,你很难通过一个简单的举动去影响太多人。”但跟着罗永浩,一切有了不同的意义。

2012年,朱萧木毅然辞掉了工作,回国加入了老罗英语培训机构,打算先成为一个英语讲师。但他刚做完入职培训,还未上岗,就接到了罗永浩的电话。

“你是一个有物欲的人吗?”罗永浩问他。

朱萧木一时半刻没搞懂这什么意思。“是吧。”他犹豫着说。

“你是不是觉得,iPhone是一个很好的手机。”罗永浩提了第二个问题,“但你用的时候,仍然觉得它有很多问题,你想要改变?”

这就是锤子团队的第一个故事,朱萧木的人生因为这个电话开始了加速度。

那年5月,罗永浩在新中关大厦附近的一个餐馆,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座除了朱萧木,还有其他三个他准备挖来的设计师。那就像罗永浩的单场演讲,他滔滔不绝,其他人埋头苦吃。“老罗一直在阐述他的各种理念,怎么牛逼,怎么可靠,怎么有市场。”朱萧木后来回忆说,罗永浩认为小米已经创造了从ROM过渡到手机的模式,证明是可行的,凭借他的号召力,找几个设计ROM的优秀小伙子,拿到投资,一切都没问题。“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老罗最后说,“时机也到了。”

二、

锤子科技的第一间办公室,是从罗永浩的英语培训机构里分出来的,位于新中关大厦12层。开业第一天,只有老罗和朱萧木两个人。几天后,肖鹏加入了这个团队。

0002号肖鹏看上去很腼腆,话不多,邻家大男孩模样。在接到罗永浩电话之前,他甚至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在著名的UI设计师网站DRIBBBLE上,肖鹏是人气最高的中国设计师。而罗永浩一直是这个网站的潜水者。肖鹏的飞机稿中体现的简洁干净和细节把控,与老罗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那时肖鹏还在百度工作。老罗跑到百度楼下,约他一起吃饭。吃饭时,罗永浩依旧滔滔不绝,本就不善言谈的肖鹏只是默默听。“我听他对设计的理解和分析,”肖鹏敏锐地感觉到,罗永浩的这些理念和他之前工作过的很多公司都不一样。他说:“大部分公司对设计不是那么重视,但老罗却极度强调用户体验和审美的追求。打动我的还有他对设计师的尊重。”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到办公室的第一天,老罗马上拉着我画九宫格。”肖鹏回忆说。仅有的三个员工里,只有他一个人具备设计能力。“到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画,他们站在背后指点江山。”但很快,方迟加入了这个团队。

“天才设计师”,这是锤子团队对方迟一贯的评价。在加入锤子之前,方迟还在加拿大读书,主修建筑专业。读书期间,他常在各个设计师社区发作品,并且通过做设计外包项目获得很可观的收入。同有留学经验的朱萧木评价方迟:“别的留学生都是通过擦盘子赚生活费,只有他是靠UI外包赚足自己的生活费。”

毕业后,方迟在回国以及是否继续从事建筑行业中徘徊不定。与朱萧木的想法相似,方迟也认为建筑设计是相对传统且缓慢的,而他的梦想,是给Windows设计一款默认皮肤。他说,“如果每天有8亿人可以看两个小时你的作品,成就感很大。”

2012年6月,肖鹏把他介绍给了罗永浩。方迟也从未听说过老罗。他们在办公室的第一次见面,让方迟觉得老罗说话很强势。“不过,一个没做过设计的人,对设计行业却很了解。”方迟说。最后,他被老罗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知道你想看到几年后上千万的人用你的作品,然后天天使用。”

方迟是锤子科技的第10位员工。到那时为止,新中关大厦的1208室,拥有了3个设计师,7个软件工程师。他们真正开始打造锤子手机的第一个ROM,虽是雏形,但每一步都是从争吵开始的。

三、

在锤子科技的创业史上,会议室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罗永浩是老大,是“最有想法的人”。朱萧木此前并无手机产品经验,他最初的任务就是听老罗在纸上给他画出各种想法,然后整理成PPT在会议室演示。到后来,他不满足于做一个“传声筒”,偶尔也会在老罗的想法后面附上一页自己的想法。但最让罗永浩棘手的,是貌不出众话不多的方迟。

建筑出身的方迟,最在意逻辑层级和前后设计的一致性。他评价想法的标准,不是牛逼与否,而是执行起来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罗永浩的急脾气遇到方迟对设计的严谨和一丝不苟时,毫无办法。有时,无论罗永浩如何强调他的新功能有多重要、多急迫,方迟总是慢悠悠地把道理摆出来,然后固执己见。

有一次,他们讨论“拒绝接听电话”的界面设计,罗永浩认为手指应该向上划,以挂断来电,因为那有一种“去你的”气势。但方迟坚持认为,手指向下划,更易于实现,也符合设计的前后逻辑。无论罗永浩怎么说,他都不接受。最后,罗永浩一气之下离开会议室,重重地摔了门。方迟坐在原地不动,很快听到茶水间传来他摔自行车的声音。安静了片刻之后,罗永浩走进来,继续吵。

在最初的团队里,也许只有罗子雄最少和老罗发生争执。罗子雄是创始团队中最迟加入的一位,工号0015。他16岁高中辍学,曾创办和视觉中国齐名的设计师社区V6DP,后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2008年读研期间,他已帮EA等知名游戏公司做CG外包。毕业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公司,成为魔兽世界、DOTA、英雄联盟等游戏周边服装的代理商。

2011年,罗子雄看到了罗永浩砸冰箱的海报,一时兴起也做了一张图,随手放在微博上。第二天,他接到了罗永浩打来的电话,说自己正在做手机,问他要不要来做设计总监。“他死活劝,我就是不来。”直到2012年,他接到邀请到北京听了老罗“创业故事3”的发布会,立即改变了主意。“老罗是个煽动性很强的人。”罗子雄说,“我也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自己和他是一类人。”

在会议室,罗子雄认为和老罗争吵没什么用。他说,“在科技公司,执行比什么都重要,而我是一个强执行者。”他从不担心老罗走弯路,“根据以往我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经验,老罗就像是最大的甲方,而甲方只会被市场说服。我们要做的是执行好。”

就这样,十几个人的创始团队踉踉跄跄,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决定在2013年3月27日召开了锤子手机的第一场ROM发布会。

发布会前的某个晚上,加班结束,罗永浩带着所有人吃了一次海底捞。像往常一样,他滔滔不绝,给大家描绘着这个公司的未来,其他人埋头苦吃。突然,一个员工提了个问题,问大家为什么要加入锤子。一直没有说话的肖鹏,抬头对着老罗说:“我只是希望,跟一些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大家兴致勃勃,充满期待。没有人想到,接下来是一场被定义为“失败”的发布会。

四、

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手机江湖可能起源于2011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离世,一下让所有人陷入“谁是下一个乔布斯”的思考中。同一年,雷军创办的小米科技正式发布了其第一款手机,验证了“先做ROM再做手机”的模式可行,这让国内许多手机爱好者跃跃欲试。2012年,当罗永浩对外宣布他要做手机时,有人嘲笑,有人怀疑,也有人报以很高的期望。

但次年3月的ROM发布会,却被他“搞砸了”。他似乎低估了开发ROM所需要的人手,导致软件工程师严重不足,许多功能还无法实现或完善。而发布会的时间已经定好,箭在弦上,只能先把桌面部分呈现出来。

“发布会前三天,我们还在赶素材,甚至还在修改老罗演讲的PPT。”方迟回忆。他认为,由于没有太多成熟、高端的功能拿出来,老罗的状态也不够自信。一定程度上,这也拖累了设计师的效果展示。

但即便是这样一场效果欠佳的发布会,还是打动了坐在场下的另一个人。他一直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很快成为锤子科技在未来的引擎式人物。

现年52岁的钱晨,有13年的职业生涯是在摩托罗拉度过的。多年来,手机江湖里流传着“南中兴,北摩托”的说法。北方的手机市场一直被摩托罗拉的价值观和理念深深影响。钱晨于2011年离开摩托罗拉。当罗永浩找上钱晨时。他正在一家半导体公司上班。他答应与老罗见面只是出于好奇:一个英语老师对手机会有怎样的理解?

2012年7月一个下午,他们约好一个咖啡馆见面。钱晨回忆对老罗的第一印象是“卷着衣袖,撂着裤腿儿迎面而来”,他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是个这样的胖子?”那天下午,他一直在劝说罗永浩别做手机,但对方根本不听。“我们俩就这么不在一个频道的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似乎不欢而散。回到家,钱晨上网搜了一下老罗,“原来是个喜欢刷微博的喷子。”

钱晨原以为这件事就此作罢。但两个月后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发布会后,却发现罗永浩来到现场找他。这次,他们到了地坛西门的一家茶馆。整顿饭,老罗依然热情高涨地谈着他现在的团队、ROM、他以后的打算。他问钱晨,做手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A轮融资,多少钱合适?“4700万。”钱晨说。相比第一次,老罗这次显得很踏实,双方相谈甚欢。末了,老罗切入正题,对钱晨说,“我希望你加入我的公司。”

“我不会再做手机了。”钱晨当场拒绝了罗永浩。后来钱晨回忆那段饭局:“他求我的时候挺诚恳的,你看他平时和刺猬一样,但那时候却特别柔软。”

尽管拒绝了这个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团队,但钱晨却真正开始关注起老罗。他翻阅了老罗之前的微博,以考察他的做事理念、他对于一个企业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在默默观察着这个“不靠谱的胖子”做手机的进度。2013年2月,ROM发布会前,罗永浩再次约见钱晨。饭后,老罗兴冲冲地拉着钱晨就去了办公室,向他展示ROM的各种效果和功能。老罗讲得眉飞色舞,但钱晨看起来很淡定。“后来老罗总和媒体说,他是用一个翻转的功能把我骗到手的。”钱晨说,“但其实真正触动我的,是他花了那么长时间去打动我这件事。”

那年夏天,罗永浩决定把锤子的办公室从中关村迁移到望京。新家是钱晨建议的。原摩托罗拉的手机团队解散后,那栋大楼正好空出两层。6月28日晚上,公司搬完家,老罗发了一条微博:“在新中关大厦装车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站在十二楼的窗边说,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后来……后来雷声就停了,雨也变得淅淅沥沥的……再后来就完全没动静了。”

7月的一天,钱晨登上了摩托罗拉大厦七层。这是他熟悉的一层楼。当他推开办公室的大门,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大楼上NSN的标志,忽然间,离开摩托罗拉后一年多都未曾驱散的悲伤,没有了。“那时我突然领悟到,无论是摩托罗拉还是诺基亚,外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向中国传递技术和管理的过程。”钱晨说,“剩下的事情应该交给我们自己,使命已经在我们这儿了。”在锤子科技,钱晨的工号是0048。

五、

2013年夏天,台湾人蔡辉耀打算换个新工作。他居住在南京,在台湾仁宝工作,这家公司一直为欧美厂商代工平板电脑。由于妻子工作调动到北京,蔡辉耀想去招聘网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北京工作机会。他看到了锤子科技的招聘启事。“他们的工作描述和我现在做的非常吻合,但是那个公司的名字和Logo真的好奇怪。”蔡辉耀问了问南京的同事,有没有听说过老罗?同事们纷纷激动地说:当然知道,他是个英语老师,正创业呢。

蔡辉耀年轻时也参加过创业公司,但却以失败告终。“我很清楚那时候失败的原因,就是方向不清楚。”他说。罗永浩是否有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有清晰的方向感。

在北京,三个负责软件工程的员工最先面试了蔡辉耀——这三个人不久后变成了他的手下。蔡辉耀的谈吐和处事有深刻的制造业烙印。他话不多,有需求马上执行,也懂得把控项目的节奏。他也知道,一个公司光会“做东西”是不够的,必须拥有一个有想法和号召力的老大。在见到罗永浩之后,蔡辉耀相信老罗就是那个老大。

对于锤子科技来说,软件部门也许是最不醒目,但却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蔡辉耀成为软件工程的副总裁之后,这个部门从ROM之后的20几人迅速扩张到了目前的120多人。有朋友常问蔡辉耀,他会在锤子呆多久。他总是告诉他们,他是打算在这里退休的。

2013年11月,锤子T1已经基本完成了“纸上谈兵”——项目规划沙盘推演阶段,Ammunition Robert Brunner为T1设计的外形也如期而至,此时加入的工业设计副总裁李剑叶已排到工号0149。

看到T1外形稿的时候,这位飞利浦香港最年轻的中国籍产品设计顾问并不觉得有多惊艳,但这不妨碍他放弃飞利浦的工作加入锤子。李剑叶觉得,有了微博、微信等一系列互联网传播渠道后,产品外观不惊艳没关系,网络营销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背后的价值观、细节。更重要的,是产品背后的故事,那才是影响购买的关键因素。他相信老罗就是那个能讲故事的人。

李剑叶第一次和罗永浩交谈时,就感觉双方理念很相似。他听闻摩托罗拉的钱晨已经入职锤子后,在那年秋天到了北京。由于手机外形已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是手机内部的零件摆放设计、外部细节修改、以及手机包装盒的设计。

Simplicity is the hidden complexity,锤子T1视频广告中的这句话就出自李剑叶。包装盒的物件摆放,递进式的打开方式,甚至手机上肉眼无法识别的听筒洞口大小,都是隐藏在“致简”背后的复杂。

软硬件的人基本都到位后,摩托罗拉的七层和十层慢慢变得热闹起来。员工和老罗的争吵虽然仍时有发生,但已经基本集中在钱晨和老罗之间。罗永浩曾说过,他对自己做手机的自信主要来自用户体验意识、审美品位、营销传播能力和完美主义倾向。但很显然,他在硬件生产上毫无经验。用钱晨的话,多数时候老罗显得暴躁而无能为力。

看上去,钱晨和罗永浩正好是两类人,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稳重,一个冒进,但配合起来却丝丝入扣,互为长短。“你要帮他化解焦虑,”钱晨说,“把不确定的东西一件件变成确定的东西。”

2014年5月,锤子T1手机发布会前夕,罗永浩把自己关了起来。他反复准备演讲稿。也许是担心再次出现ROM发布会那种失控的情况,越是临近,他越是觉得总有必要再改动。

2014年5月20日,锤子T1的发布会如期举行。发布会结束后的48小时内,预订单数超过5万。罗永浩开始密集地接受媒体专访,整个团队之前忐忑不安而紧绷的神经,也在7月9日第一单锤子手机发货以后有所松懈。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应该在这个时候走向正轨——如果发货顺利,筹集到下一步资金,很快T2、T3都会顺利诞生。但更大的危机马上来了。

六、

7月20日,罗永浩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公开声明,为产能出现问题致歉。由于错误的高估了良品率和对供应商的信任,导致手机无法按期发货。这个舆论炸弹很快被引爆了:“质量果然有问题”、“锤子面临破产”、“资金链断裂”、“员工集体辞职”等传言纷沓而至。

这个团队似乎过于乐观的高估了厂商的生产速度。对任何厂商来说,生产需要一个爬坡的过程。“类似于辅路进主路,在切进主路以后才能加速生产,问题就出在那个辅入主的那个关口,”钱晨总结道,“原本的预期是一条线生产800个,结果一开始只能生产5、6个,”

此时此刻,罗永浩还是不能理解,小批量生产出的几百台工程样机都很好,为什么到了大批量生产时,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他找到钱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是不完全相等的。”钱晨说,“一个好设计,在生产过程中是有便利性的,衡量的标准就是大小批量的一致性特别好。但锤子并非如此。锤子的设计对工艺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钱晨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以为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他在摩托罗拉的13年经验,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很快发现,锤子并不是摩托罗拉,作为一个新兴的小企业,锤子在生产厂商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后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老罗不找我们这些从摩托罗拉出来的,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钱晨说,“可能我们胆子太大,什么都答应他,什么都敢做。”

但外界和媒体却并不理会这些。8月,一家财经媒体暗访富士康生产线员工,刊发了一篇报道,通过工人的言论推断出锤子产能危机,碎屏严重,质量存疑。公众的焦点迅速转移到了锤子的设计问题上。

但钱晨、李剑叶等人已顾不上回应媒体,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的组员进驻富士康。几乎所有的设计师、工程师都和工人天天待在一起,硬件部门的三十多个人直接睡在富士康工厂里面,而北京的摩托罗拉大厦七层在那时已显得空空荡荡。

8月,数码评测人王自如在Zearler网站上发布了对锤子T1的质量评测。对锤子的物料、结构设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舆论再次被引向了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锤子手机设计本身有严重缺陷”,“说相声的做手机毕竟不专业”。为了澄清质疑,罗永浩决定和王自如在优酷视频上直播辩论过程。

出征前,罗永浩开了一个公司中高层会,咨询大家的意见,讨论是否要去辩论。支持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传统手机行业出身的钱晨持反对票。他说:“做手机的,没有人这么玩,人都是有一个认知过程的。”他相信当产能问题解决以后,公众拿到了产品,自然能感受到锤子T1的质量。

但一向理性低调的方迟这次却站在了老罗这边。“应该去。”他说,“如果你听了那场辩论,就知道王自如在细节上其实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是工科出身,我很清楚。”

可是,所有看过直播的人都知道,即使罗永浩以雄辩的口才和大量的事实来击溃王自如的测评结果,但那场辩论也谈不上大获全胜——辩论之前的王罗的网络支持比为1:1,辩论之后只变成区区1:2,因为老罗在气势上的咄咄逼人使得大多只关注“风度”“姿态”而并不在乎“理”的人转身而去。

钱晨当天晚上没有去现场观战。他在家默默地看完了视频。“看完以后,我心里有一种凄凉。”

罗永浩曾跟钱晨讲过一个他小时候和哥哥打架的段子。每次哥哥打不着他,他就喜欢在旁边说话气他哥哥。“他喜欢这个感觉。看到别人来劲儿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气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钱晨说,“这是一种非理性企业家的劲儿,有时候不一定能得到掌声。”

但罗永浩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是在10月。一位叫“左岸的小熊”的网民忽然发现,锤子天猫官方旗舰店的网页显示,预约数量被人工设定乘以3。随后天猫公开承认数据更改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从互联网舆论的反应来看,大众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锤子出货困难而故意造假”。

在整件事情中,罗永浩认为锤子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躺枪”。事后他伤心地发了一个微博,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产品和品牌,遭遇到如此大规模的误解 、污蔑和诽谤”。他也意识到,曾经粉他的那批人,似乎如此轻易地就倒戈成了“罗黑”。他开始思考自己擅长的个人营销手段是否合适套用在企业营销上。钱晨曾经不断劝他不要太张扬,告诉他“大事面前有静气”。这句话他曾经不太理解,现在似乎不得不去细细琢磨了。

七、

十一国庆节,罗永浩去日本休了一个短假。整整六天时间,他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初衷会逐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回国后的第一天,他走进了钱晨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很累,甚至有点悲伤。”钱晨说。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了很久很久。“说完以后,我就知道他接下来想怎么做了。”

两年前,当罗永浩第一次表达他的手机理想时,曾说过他想做一个中高端的国产手机,一款拿在手上会让你“产生情感依赖”、精工细琢的手机。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一款3000元左右价位,面向有审美能力、价值观稳定不轻易为舆论所动的中产阶级所热爱的手机。可是,“人毕竟都是价格敏感的动物。”钱晨说。他赞成锤子降价,降低了价格门槛,会让更多人拿到这款手机,亲自体会锤子精工细作的手感和他们想要传达的“含蓄”的美学理念。

降价前一周,老罗发了一条微博,总结了这一个月来他的反思:“最近我经常在反省这件事:让我们的用户遭受了这么多的冷嘲热讽,基本上都因为我的言谈作风。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太不职业了。”

降价出售的前一天晚上,钱晨并没有太紧张。“我有时候有点迷信。”他说,“我认为,事在人为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天也有帮你的时候。如果产品价格降下去,再卖不出去,那么你的势已经没有了。”

11月1日,罗永浩在他的官方微信账号上公布了首日天猫销量。开售12小时内,卖出了15000余台,营业额达3600万元。“企业家都是这样,你要相信他的方向,顺着他的思路,你要给他选择和解决的方案。”钱晨曾这么解释他和老罗的沟通方式,“但剩下的部分,你要交给市场去教育他。”

此后,罗永浩的微博再也没出现他对其他手机的冷嘲热讽。他似乎安静了很多。但谁也不知道他能安静多久。

(界面实习生缪俊慧、唐靖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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