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电视机都在唱歌

罗琦哭了。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第六集的录制现场,她唱了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节目播出时正好是大年初八,团队帮她挑选了一件大红外套,裹着她日益隆起的大肚子。羽泉去年唱着这首歌拿了冠军,她也用这首歌来谢幕——怀孕已7个月,她宣布退赛。

  这是一个事先就知道的结局,孕期决定了她只能参加半程。经纪人姜树,也是罗琦的唱片公司老板,经过一番设计才接下这个节目——先参赛,再回德国待产,产后复出继续录歌,2014年下半年推出新专辑,宣传,再开演唱会。《我是歌手》成了她重回歌坛的第一步棋。

  其实从第一季开始,罗琦的名字就进入了电视观众的视野,因为黄绮珊唱了她的《回来》,人们纷纷开始打捞八九十年代的音乐偶像。姜树为她拒绝了《中国好声音》的邀约,对方承诺,后续会引入久别歌坛的明星选手。

  但没有人料到她会哭。在姜树的印象里,这是第一次看到罗琦在舞台上流泪。这个13岁出道跑场、16岁只身闯荡北京、17岁成为中国第一摇滚女声、18岁失去左眼、22岁成为国内娱乐圈第一例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的女人,向来以坚强、寡言甚至冷漠著称。即便在她左眼被刺伤的那段时间,朋友们也只记得她“艰难地笑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一切都变了。”接受本刊专访时,罗琦解释了自己的泪水,“感谢所有一直在那儿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她早年的演艺生涯和电视无缘,那时的摇滚乐手身上还蒙着一层地下的灰尘。而在她远赴德国的十几年间,电视一直是内地乐坛最强大的发动机,从晚会到歌友会,从假唱到真唱,从青歌赛到超女快男,从唱歌到玩游戏甚至跳水,再到成名歌手回炉比赛,电视台在翻新花样的过程中,也不断制造着明星。罗琦几乎错过了所有这一切,却一跃赶上了最新的潮流。这次,她终于感受到电视对她的“宠爱”。

  第二季更像一场谈判

  罗琦在德国也组过乐队,发展并不顺利。2004年,她准备衣锦还乡。通过互联网上的个人主页,她知道仍有国内歌迷记得自己,其中甚至包括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归国前的一次采访中,她忐忑地笑着,说给自己两年时间重回巅峰。后来换了两家唱片公司,零星接了一些商演,反响平平。

  这种失意某种意义上成了她复出的资本。“选择一些没有出现或者尽量少出现在其他节目当中的歌手”是《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策略之一,罗琦此前的低曝光度恰好符合这一点。

  第一季的成功引爆了中国电视荧屏新一轮同质化竞争,各大电视台争先恐后推出了以明星为主体的歌唱比赛和真人秀,歌手资源也被迅速消耗。“甚至我们用的心跳声,都被原封不动地拷贝,”对总导演洪涛来说,这进一步缩小了他选择歌手的范围。

  观众也变得更加难以满足,现有的歌手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惊讶,尽管导演在“排兵布阵”时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年龄段观众的喜好——韦唯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周笔畅选秀出身;张宇是台湾苦情歌王;邓紫棋是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也是香港歌手的代表;大叔韩磊因为影视剧音乐为人熟知,但他在音乐上的探索可能颠覆观众之前对他的印象;罗琦不仅代表摇滚,也是“一个久违的声音”,跌宕的人生故事增加了她身上的戏剧性。

  如果第一季是一场赌博,第二季更像一场谈判。洪涛在邀请歌手时,有人跟他谈条件,希望节目组能够为晋级提供保证,否则不来;也有天后级歌手说,输给齐秦不怕,但输给尚雯婕不行。“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业上的冒险,我们也不可能砸重金去邀请,”洪涛承认,“大家在第一季没有示范的情况之下,可能那种表达自己艺术的欲望要强过这个节目会让我失去什么、为我带来什么的诱惑。”而第二季开播之前,既有的品牌价值(广告收益、观众收视习惯依然维持在一个高点)已经非常明显,电视台的竞争、娱乐圈的规则、名与利的得失都在追求音乐纯粹性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让一切复杂了起来。

  第一季第一位邀请的歌手就是曹格,他几乎一口回绝,总决赛时才松口。后来,他成了第二季第一个确定加入的歌手。韩磊也收到过第一季的邀请,但第二季才来。他和韦唯是洪涛请得最艰难的两位,“按理说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都很富有,比如韩磊,可能没有哪个歌手比他更有钱,因为他已经在做古董生意、高科技开发。他图什么?”

  “我以为歌手就是站在台上唱歌”

  周笔畅也哭了,当她在后台听到罗琦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的时候。

  她和罗琦完全是两代人。8年前,人们通过湖南卫视知道了周笔畅这个名字。那一战是中国草根选秀的巅峰,是电视台开始独立生产歌手的开始。而对周笔畅本人来说,选秀出身却成了包袱。

  “大家都不知道我这几年在干嘛,”周笔畅说自己一直在“吃老本”,其实她几乎每年发行一张专辑,只是再难重现超女时期的盛况。“我以前也不知道要跑演出赚钱,出了专辑还要跑宣传,我以为歌手就是站在台上唱歌。”

  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多次参加音乐类节目策划的山河说,“她们觉得自己是草根选秀的产品,后来越来越变成不甘。所以她特别想当歌手,她有这个迫切性,包括尚雯婕。”

  尚雯婕和周笔畅都在选秀比赛之后和天娱解约,暂别湖南卫视的舞台,现在又不约而同回到起点,再次通过电视证明自己。在现在的流行乐坛,歌手的成绩很难完全通过唱片销售来支撑,在电视上曝光或者炒作网络神曲,是一种更加快捷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电视的触角遍及都市与乡村,阖家观赏,费用又低,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媒体。“各地去开演唱会,观众不买票,只要票。老百姓就习惯这样,你怎么办?”山河说。

  “电视还是更大众一些。出去走演出,不如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一首歌。”但周笔畅也知道,现在的人需要新鲜感。“因为这个节目受的关注度高,会帮助我一些。但如果有其他节目、新鲜的事情出来,这个关注度就会消失。”

  山河说,去年最大的赢家是羽泉,他们在第一季的后半期就开始录制专辑,把出道15年来的16首老歌重新编曲,拿下冠军后马上推出新唱片和演唱会,将一个节目的影响力在整个产业链中变现。也是在去年,尚雯婕成功给自己贴上电子唱作人的标签,摆脱了此前的怪诞形象。

  今年的周笔畅还在试验新的风格。在节目中,她自己喜欢的慢情歌排名总是靠后,快歌却总是拿高分,更多的人关注她的妆容、发型、服装、戴不戴眼镜。“其实我也大概知道选什么样的歌可以讨好观众,一是大家都熟的歌,要不就是有气氛,或者是有难度,让人家觉得,哇你唱得好厉害。”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化妆,兴致不高的样子,撇过头来说了句,“你在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关注的点不在那个上面。”又把头别了过去。

  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

  情况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山河说,“中国这些元老级的歌手,包括这次参加比赛的韦唯大姐,他们成长的主要载体就是电视,就是晚会。”

  韦唯在最后一场演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票数大跌。但在山河看来,这些来自过去的旋律,依然是有效的情感记忆,是他们那一辈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他说,“我有时候特别遗憾,我们做了一桌子盛宴,结果大家总是盯着那一两盘自己感兴趣地吃。”这是音乐也是记忆的残酷性。

  罗琦也理解韦唯,两人在节目中建立起友谊,仿佛她们在90年代各自代表的庙堂与江湖,曲折蜿蜒,在这个新的时代汇在一起。

  过去讲究长幼有序、一团和气,现在是初生牛犊、力争上游。邓紫棋和罗琦一样,也是少年出道、声势凌厉,曾公开批评过颁奖典礼的不公平,还因为在博客吐槽电视明星,被媒体大炒一番。她才是新时代的产物。不管是咬字、节奏、律动还是表演,她都更适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但她同样需要这个舞台,需要“第二次机会”。在台湾音乐人敖君怡看来,邓紫棋早前不受关注是香港乐坛没落的一个缩影,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流行,“香港歌手越来越辛苦,断层更可怕。”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串起了一部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以前只有一个中央台,现在频道多了,音乐节目的形式也翻新得更快。从完全接受港风台语的影响,到内地乐坛的自我更新,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一切。敖君怡介绍,在唱片业比较成熟的台湾,尽管包装歌手还是以专辑为单位,但也离不开电视台的帮衬。

  在和一家内地唱片公司合作4年之后,敖君怡发现这里制作艺人的速度奇快。在台湾,从参加比赛到出单曲,最快也要3个月,而在内地,两星期就足够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节奏要抓准了,就是钱嘛。”谁有奇招异术,谁就神通广大,房子车子速来。

  速度,像子弹一样射穿了现在的流行音乐、电视荧屏和观众。在美国、韩国,《美国偶像》《学徒》《两天一夜》等节目都是持续好几年甚至数十年,哪怕形式一成不变,也有观众热捧,而在中国,节目播到第二季,观众就开始索要变化。“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问你跟上一季的不同在哪里,仿佛只有不同,大家才觉得是可看的。”《爸爸去哪儿》播到第二期,就有观众厌烦,怎么又是做饭?洪涛同时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也有一种喜欢走捷径的风气。社会在加速地发展,也培养了大家对加速度的需求。”

  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火起来的节目会是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定和流行音乐有关。

  洪涛说:“音乐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大家好像会厌倦,但总会发现一个新的切口,让我们重新唤起对它的兴趣。”他猜测,如果能把陈奕迅、张惠妹、张学友这样的大牌请来比赛,也许会是下一个卖点。

  山河说,“流行音乐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一直在更新。交响乐、各个国家民族本土的民族音乐,那都叫文化遗产。只有流行音乐是文化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一篇文章《流行音乐》里说,“人们需要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商品,因为他们的休闲是逃离工作,同时又要受到工作时间里没有的心理观念的锻造。对于大众来说,流行音乐就是上班族的休息日。”

  这类音乐的主要特征就是旋律简单、段落清楚、容易上口、适合流通。周笔畅的概括是:“通俗。好唱,也好理解。”它是需求,是日常生活里最方便的调剂,在咖啡馆、酒吧、洗浴中心甚至厕所里随时随地响起,“就像洗脑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16岁的罗琦也是偶然听到了邦·乔维的歌,从此迷上了摇滚。

  欧美的音乐市场细分得厉害,摇滚就包括死亡金属、新金属、华丽金属、哥特等等,就像中国人以前进园子听京剧,也讲究门派。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流行音乐是个大杂烩,摇滚、爵士,甚至一部分交响都掺杂其间。这种音乐类型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和所有在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过程中引进的物件一样,来不及建立规则和界限,就已经东冲西决。音乐工业和电视荧屏的彼此渗透,一个综艺节目迅速变身电影产品,都是这样的例子。包括版权制度,在一段长时间的野蛮生长之后,才慢慢竖起牢笼。

  被英国殖民的香港、经济起飞更早的台湾在这方面都比内地先走一步。即便这样,有时面对新人,敖君怡也直接劝退,“如果你书还念得不错,可不可以打退堂鼓,因为能红的没几个。”就算在娱乐业发达的韩国,长相一样、舞步一样的男子团体也陷入了朝生夕死的残酷游戏,无数青春成了昙花一现的代价。她说,在这个时代,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就像台湾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吞噬着人的耐心。“不是大家不再听歌了,而是现代人没有耐性再好好把一张碟从壳里面拿起来,放到机器里,一首一首听完。”

  互联网的兴起成倍加速了这个进程,乐视网(300104,股吧)独家代理了第二季《我是歌手》的网络播出就是一个信号。等到互联网电视逐渐普及,它所串联起来的网络就将取代现有的收视率——广告模式。更进一步,当网络成为节目内容制造者,它将真正冲击电视台的存在。洪涛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邀约,据他所知,腾讯视频已经建成3000平米的演播厅——新媒体的投入和野心,会比电视台更加慷慨。

  这是所有行业的危机。一头更新更快的无形怪兽在身后追赶着人们,好像一旦谁慢下来,就会陷入险境,人们只好慌张地先把身上那些既笨重又精巧的本事丢掉。最后,对速度、新鲜、快感的饥渴,征服了人本身。

  “总会碰到你更喜欢的,或者是你也喜欢的,就算是情侣,也是一样。”周笔畅现在对这一行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说,“给年轻人的机会多,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给了他们希望,又把这个希望亲手摧毁。”

  她知道我们挺酷的

  罗琦显得更加胸有成竹。2011年冬天,她在一个活动上听到了姜树发行的一张电子乐唱片,就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跟他说,这个音乐太酷了。她回国后一直想做这样的音乐,不想再玩老摇滚了。姜树说,“我认为她挺职业的,在国外有了见识,她知道必须得找一个团队。”两人一拍即合。

  20年前,罗琦刚到北京,也是在一个摇滚圈的party上,跑到崔健经纪人王晓京的面前毛遂自荐,用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敲开了北京的大门。

  这次她在电视上又唱了这首歌。团队为她选的歌几乎都带着一个“我”字——《我期待》《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相信》《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也是眼下的潮流,用音乐完成对话,让观众代入自己。连洪涛都说,你们这个团队策划很厉害。

  姜树认为,摇滚乐不能拒绝主流,因此坚定地支持崔健上春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把罗琦带到了《我是歌手》。他否认“唱片业不景气”这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说法——实体唱片销量不高,但单价高;版权制度开始完善,网站都在支付费用;市场开始细分,独立音乐甚至比流行乐卖得更好。

  “人家把路都修好了,去哪儿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东西,马上就可以铺设出去。但你得有音乐,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他的“树音乐”每年发行二三十张唱片,数量仅次于摩登天空,是目前行业内第二大版权方,市场估值已经过亿,还和地产公司合作,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建起了后山艺术空间。他和投资商、地产商说着同样的语言。

  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起点,也是对社会生态最直白的翻译,因为它直接把人的情感喊出来。而姜树把摇滚定义为“正能量的反抗”,这个温和的、更加大众的旗号能让他更好地实现流行音乐的商业价值。就像山河说,“不光演艺圈,现在生产个牙膏,最重要的都不是产品质量,而是市场推广。广告投放的平台也很重要。《我是歌手》如果不是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也收不到那么大的影响力。”

  罗琦已经接到三四十场商演的邀约,唱两三首歌的报价是40万。但姜树只是用高价来试水,并不打算赚快钱。这和黄绮珊去年的策略不同,后者迅速出现在商演、电视台、颁奖礼的舞台上,沉寂多年之后立刻跟上了娱乐圈的速度。姜树对罗琦的规划,是同时打入主流和摇滚市场,一方面利用她身上具有符号意义的传奇故事,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品牌价值,和汪峰、许巍、郑钧等人一样,“脚踏两只船”。公司张罗了国内最新最好的一批年轻乐队为她写歌,“她会很酷的”,姜树兴奋地说。罗琦自己开玩笑:我也太不容易了,就让我踩一会儿吧。

  十几岁时,罗琦赶上了摇滚乐初入中国的黄金年代,叛逆的她为那个叛逆的年代唱出了背景音;十多年后,她结婚生子,重新回来,面对初成规模的大众娱乐时代,她的故事和受德国影响的电子摇滚依然时髦,而且她现在懂得配合,尽力照顾电视的表达习惯。姜树说,你不能要求罗琦叛逆一辈子,这不公平。说到这些,罗琦总是憨憨地笑,她说,“我的笑有很多意思,掩饰自己的害羞、尴尬和不想说话,都用笑来代替。”

  “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知道我们挺酷的。”不幸的罗琦这次成了幸运儿。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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