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底层人士难以翻身

据说，为了给市场经济做辩护，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发出了如今已经很著名的、振奋人心的呼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据报道，他是这样说的，理由是共产党坚信一个更自由的市场会产生新的财富，而最终，这些财富将扩散到社会的所有阶层。

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它的确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中国见证了私人企业的兴起，以及一个大大扩张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初期，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加，产生了许多白手起家的故事。

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财富已经停止下渗，令社会流动陷入停滞。如今，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更进一步。国有资本主义和腐败导致了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理念的消亡。

零点市场调查公司2014年的全国调查显示，在中国，下层与中下阶层之间的代际流动性停滞不前，这些群体对改善命运的信心较小。在自视为中下阶层的人中，68％的人说他们的父母也属于中下阶层，87％的下层人士说他们的父母也处于同一个阶层。简言之，中国大多数低层人士都停留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部。

今年早些时候，一份来自斯坦福的报告呼应了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发现：在居民收入与父母相近这方面，中国在各国当中排名靠前。这个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很低，意味着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与他们的父母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阶层。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流动性越低。而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北京大学一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该国财富的1/3。

收入阶梯之间的距离相差越远，人们越难上升。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约有8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经济改革催生了一个新的底层人民：低收入的城市工人，其中包括来自该国农村地区的移民。这个新的偏下阶层被困在底部。

户口是一种把包括儿童入学在内的社会福利同一个人的出生地联系起来的户籍制度，它一直是阶层沟壑背后的一大主要因素。这项正在缓慢改革中的制度意味着生活在城市中的大多数农村移民很少有渠道获得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往往要上不规范的学校。

同时，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增长没有跟上生活成本的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短期内低收入工人不太可能看到工资显著增长。

许多响应邓小平的呼吁走向致富之路的人都是小企业主――创业仍然是致富的途径。但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王建林2012年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说，私人公司在中国很难取得成功。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政府的优惠待遇，使其在同私营企业竞争时具备优势。如王健林这样的成功企业家往往是那些有门路，容易接近高级官员的人。

在这样一个腐败的社会中，门路的确很重要。自引入市场经济以来，腐败一直在扩大。它在多项调查中一再被引为公众最担心的问题。

腐败文化的核心是富商，国家垄断企业，私人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官员。在中国，政府不仅控制了大部分财富，而且控制了市场本身。接近权势官员的人就有门路获得金融资源。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使富有者更富有，有权者更有权。正如中国人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教育曾经是平衡社会阶层的少数工具之一。正如古话所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出身贫寒的年轻男性往往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富有的官员。

但在今天，教育已经难以帮助人们在社会阶梯上更进一步。正如市场经济中的一切，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一所大学越好，它就越贵。贫困家庭的儿童即使成功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也很难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来自农村的儿童面临更多障碍：更好的城市大学中的许多位置是留给本地学生的，这令农村居民处于不利地位。去年的一份报告说，农村背景大学生的百分比是30年前的一半。

对于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子女而言，在他们达到进入大学的年龄之前，竞争就已经失败了。由于移民将子女送入正规的城市学校面临许多障碍，父母经常将他们送到家乡的学校或不正规的城市学校，这样的非正规学校由缺乏适当资质的工作人员管理，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挣扎，许多移民学校经常被当局关闭。

即使一些移民儿童设法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们也面临着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有个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

我们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看到巨大的财富改变了自己的国家。那些尚未从国家的成功中受益的人需要一些希望，感觉到通过努力工作，他们也可以在社会阶梯上有所攀登。被困在自己阶层中的弱势群体最终可能会走上街头，抗议这个系统受到操控，让他们无法得到公平对待。

如果中国政府认真地想要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就应该在为时已晚之前解决社会流动的限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