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阿庆嫂们如何在吃喝嫖的中国商业文化中生存

纽约时报刊登了作家颜歌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饭局可以各种各样，但绝对和美食无关。

饭局更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主要目的是向桌子旁边的每个人敬酒，而且是按照一个严格的次序，从最重要的位置开始，顺时针往下转。如果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你得记住，席上的每个人都在玩同样的游戏，这意味着，当你瞄准目标准备行动时，他可能正举起酒杯向另一名客人敬酒，而那个人很有可能正在把杯子举向另一个某人。

其他的规则还有：每次碰杯后都要把杯子里的白酒喝干；敬酒时要说些恭维话，但不要太花哨；样子要亲切，还要有风度；要面带微笑，但要避免不恰当的身体接触。最后，当你忙着围着桌子转的时候，别忘了吃东西。

在国内的饭局上，吃是最不重要的部分。但问题是，筵席上的菜特别好吃，让人无法抗拒，尤其是对在国外生活了四年、刚回来不久的人来说。所以今年夏天，当我从国外回到老家成都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约我在当地一家餐馆见面，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天，我迟到了。我上次去这家餐馆是六年前，如今餐馆已经重新装修过。一位身穿红色旗袍的苗条女服务员在门口欢迎我，悬挂在高高天花板上的巨大水晶吊灯令我眼花缭乱。我把朋友的名字告诉服务员，她把我带到大厅尽头的一个包间。

服务员把包间门打开。我走进去。包间有半个游泳池那么大。中间摆着一张大圆桌。桌子中央的装饰物是一个微型中式花园，干冰的浓密雾气从中缓缓升起。我不用看已经就坐的客人的脸，就知道上当了。这不是一顿随意的晚餐——也就是四川人说的一顿“饭”，是以吃东西为主的聚会。这是一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

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造了一个短语：“民以食为天”——吃对老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但那时的中国与现在很不一样。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今天，我们已经把吃饭与做生意结合起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后者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所有的商务会议最后都在餐厅包间里结束，猪肉和鸡肉可以用来打破僵局，吃着饺子和米饭可以做成生意。

但饭局上每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菜只是道具。真正事关紧要的是用餐者，他们在餐桌上的座位强调了他们的角色。最重要的客人坐“上座”，也就是正对着包间门的座位，其他客人到来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权威。上座的对面，也就是离门最近的那把椅子留给管事儿的人，他负责发邀请、点菜、安排座位、劝酒，然后把醉汉送进出租车。

当我走入这个饭局时，所有客人的头都转向了我。我的朋友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他起身向我走来，带着表示鼓励的微笑。“你可到了，”他宣告。“远方的贵客啊！”

他把我带到桌边，坐上座的是一个宽脸的中年男子，他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他对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脖子以下的身体其余部分几乎一动不动。我们握了手。



“幸会、幸会，”他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谢谢，”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我应该用一句更恭敬的话来回答，对他的地位表示更多认可。我暗地里为自己的失误皱了皱眉头。

我的朋友在局面更尴尬之前出来圆场。他请我在社长旁边的空椅子上就座。我不想再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立刻坐进了那把红色天鹅绒的椅子，但马上意识到，我又犯了个错误。我坐在了那把我在成都生活的那段时间里经常被迫入座的椅子上，那时我20多岁，是刚刚步入文坛的新人，非常紧张。

这个位置是为“那个姑娘”准备的，她是一位被安排来招待重要中年男客的年轻女子。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可能会收到：多得离谱的二手烟；桌边男男女女们的上下打量；永远喝不完的白酒续杯，以及肩膀上偶尔的一捏，或落在背上的手。

我感到尴尬不安，看了我朋友一眼。他冲我咧嘴一笑。

两年前，《GQ中国》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的文章，被人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如果没有女人，再荤的饭局也都是‘素局’。”然后写了不同类型的女人——“有一点放浪的处女，或者一个矜持的荡妇”，以及她们怎么让饭局的气氛活跃起来。文章将女人比做不同的菜，从红烧肉到提拉米苏。



这篇文章引起了截然对立的反响。有些人对文章赤裸裸地物化女性感到厌恶；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对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来说，令人震惊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国内饭局的本质。

2008年我23岁时，曾参加过一次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会议由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组织，许多全国知名的评论家和编辑都来参加。在会后的晚宴上，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同桌的都是与会的年轻人。主桌的场景让我感到厌恶：坐在该文学杂志主编旁边的一位30多岁的女作家，在同桌所有重要男人的轮番敬酒下，几乎都站不住了。但她仍在继续，把一杯杯的白酒喝下去，那些评论家和编辑们像暴民似地为她大声叫好。

“你觉得她需要帮忙吗？”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讲师。

“她用不着你帮，”他用会意的语调说。“那女人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是一个住得离首都很远的年轻女人，于是就这样听从了别人的劝阻。只是在多年后，我才开始思忖：为什么在我看来是受难的事情，在男人眼里却像坐上了宝座？

“我们其实见过一面，”我坐下不久，社长对我说。“那是好多年前在作家协会的新年宴会上。你那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确实能喝！”他笑了起来。



“是吗？”我笑着问道。我记得可能是我一口气喝了15杯白酒，然后马上去厕所呕吐的那次。我当时24岁，迫不及待地希望别人将我与男人平等看待，所以我决定像男人那样喝酒。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

“你不住中国了，真有点可惜，”他说。“我听说在国外生活很孤独。所以，小王告诉我，”——他朝我的朋友点了点头——“说你回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搞个饭局。”

“您想得真周到，”我说，同时把头转向门口，女服务员们正把好几道菜送进来。

“我们社里有好几个你的粉丝。他们能见到你都特别兴奋，”我眼睁睁地盯着一盘漂亮的蒜蓉烧茄子，听着他继续说道。

“小陈，来和颜女士干一杯，”社长说。

我转过身来，看见社长身边现在站着一名年轻女子，双手举起一杯白酒，“终于有幸见到您了，颜女士，”她说。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自己——我也曾在饭局上畏缩不前，但又不得不拼命应付，一边难堪尴尬，一边又必须取悦别人。同时，我暗自为自己误读了情况感到高兴。我被安排在主座旁边，是因为我是饭局的主客，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姑娘”。这个年轻女子才是“那个姑娘”。



我看着她。她冲我微笑着，勇敢地举起了酒杯。

接下来，我做出了进包间以来的第三次不当举止。“我今天不想喝酒，”我说。“大家都喝茶吧，好不好？”

饭局的最终目的是把用餐者灌醉。只有大家都醉了，才能建立关系，成为朋友，互捏肩膀，讲荤笑话。饭局出问题时，情况可能会很糟糕：有人可能会打起来；女性可能会被作为消遣遭到滥用。但如果饭局搞得好，各种错误都会被原谅；吃饭的人一起满头大汗，一起狼吞虎咽，一起痛饮，一起高歌，然后，而且只是然后，生意将会做成。

我很快发现，这次饭局的目的是让我和这家出版社签约，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而且情况很快清楚了，这笔交易做不成：我不仅拒绝喝酒，而且还抱歉地透露，我已经和另一家出版社签了约。

这一切变得明朗之后，社长无聊地坐在那里，用筷子在自己的碗里挑来挑去，喝着荞麦茶。大约半小时后，他要了碗面条，吃完就走了。

他走后，餐桌上的气氛变了。我的朋友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我们好好聊了一会儿。小陈告诉我，她第一次读我的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告诉我，她正在写一本成长小说。我们吃光了桌上所有的菜，包括水果拼盘。

“太好了，”在座的另一位女士叹息道。“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没有饿着肚子回家的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