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61)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来源: 潘文鸣

结束语
以上是文革中几次规模最大的杀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区武斗中两派的互相厮杀,以及以各种罪名被押赴刑场的处决。仅以上一些史料就会使我们在感到惊心动魄,并且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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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革期间,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兴县、青海西宁、湖南、广州、江西、广西、云南和内蒙以外,其它地区还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大规模杀戮?
在该文辑录快结束时,又看到杨继绳《天地翻覆》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1966年8月,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以后,在十几天时间,同样是北京附近的昌平县,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比大兴县打死的还多3人。虽然材料来源书中没有交代,但作为新华社记者及《墓碑》作者,杨继绳的写作是以重视调查研究而著名的。另外,据黎劲风 《我的"文革"岁月之夺命的红色恐怖》一文载: "广东省57个县中有28个县(49%)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一千。情况最严重的是阳春县(文革时属湛江地区),从1968年8月到10月共死亡2600人。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278人。"根据文中所说的数字,那么广东全省在文革期间被害人数加上广州市,应该为8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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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莫言反映山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革命时期,民办枪毙,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33人,老的88岁,小的13岁。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见第151页)这里说的"革命时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杀害的自然就是农村里所谓的"阶级敌人"。另外,书中还描写有个别农民一直坚持不参加人民公社,搞单干,在文革期间也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被随意杀害。(第180页)尽管文学作品与史料不同,其中有虚构成分,但根据莫言强调文学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理念,人们有理由相信《生死疲劳》中这些描写不是虚构而有现实生活根据。这说明文革期间在农村,一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以各种名义乱杀无辜的血腥事件,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大屠杀?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一书中分析,文革期间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毛泽东;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团。这三种力量的较量始终贯穿在十年文革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失败和官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其间,从头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文革中也可以说是两种力量的较量:一种是主张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动起来参加造反的广大受压的群众和干部;另一种则是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以及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辑录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北京大兴县和昌平县、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农村地区的大屠杀,以及青海西宁和广西的南宁、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杀,都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对造反派群众和所谓政治贱民的群体灭绝;而云南沙甸等地和内蒙的所谓"清查运动",则是中共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灭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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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这种大规模野蛮残酷的杀戮,与中共和毛泽东大力宣传和提倡的阶级斗争学说密不可分。当代德国著名学者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絮语)中共和毛泽东所宣传和灌输的党文化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熟悉当时从城市到农村,把"地富反坏右"以及扩大到的所谓"23种人"都视为"阶级敌人",而且认为和这些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断宣传说,这些敌人是"人还在,心不死",无时都在进行破坏和复辟活动,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人们对这些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丧心病狂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这种长期刻意制造出来的党文化像雾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封闭社会里,人们长期在这种有毒的党文化中生活,就像中毒一样逐渐丧失人性,并激发出兽性,一旦遇到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环境,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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