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未未鲜明对比 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为中共建党百年歌功颂德

 

（大中报/096.ca讯）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报道说，今年中国电影暑期黄金档期，两部被视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重点献礼电影“狙击手”与“长津湖”即将正面交锋。两部片子不仅同样聚焦抗美援朝，而且分别由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执导。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初因其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而享誉国际的第五代导演，最终都摆脱不了中共所弹奏的主旋律。

 

 

 

 

第五代导演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导演。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徐明瀚向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前辈，第五代导演得天独厚。

 

徐明瀚说：“早期的第三第四代‘国家政策’更鲜明，他们只能拍样板戏电影。陈凯歌跟张艺谋第五代导演的特点是，他们有文革经验，掌握了国营片场同时期的资源。197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当时是他们入学的时候，也迎来了商业浪潮的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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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被视为第五代电影崛起的标志。

 

徐明瀚说：“陈凯歌是导演系。张艺谋是摄影系。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自己拍片的风格和特色。陈凯歌会比较重视表演和角色的刻画。张艺谋本人是摄影背景出身，所以他的导演手法比较偏向美术跟场面 ，而不是雕琢演员那种，但是你看陈凯歌就很会雕演员。”

 

“黄土地”展现了黄土高原农民的贫苦生活，落后的婚嫁习俗以及多灾的气候。徐明瀚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说：“那部电影着重的不是政治性，其实是呈现住在陕北或黄土高原人民存在的困境。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摄影师是张艺谋，而张艺谋又是陕西人，所以他超级熟悉黄土高原，当时这部电影有很强大的艺术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影片走向世界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相信，改革开放的氛围造就了这部作品成为经典。

 

李政亮说：“所谓的第五代（导演）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上山下乡，他们是在高考重新恢复的那一年考上大学，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拍电影。1980年代是中国文化热的年代，所谓的文化热就是改革开放，重新跟外界交流的时候。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跟外界失去交流很久。很多人在追问，‘中国’应该怎样去诠释。”

 

数年后，张艺谋本人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有人形容，这部电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赞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1988年面世后一鸣惊人，拿下了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的大奖“金熊奖”。

 

李政亮说：“‘黄土地’跟‘红高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而且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文化工作者都站在时代的舞台，赋予他们很高的尊敬。他们在诠释中国这一块有很多的发挥。这大概也是中国的思想比较活跃，环境比较宽松的一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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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柏林影展“金熊奖”，张艺谋还两度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并三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张艺谋成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与他的拍摄风格有很大关系，这从他拍摄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可以体现出来。

 

本身是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的徐明瀚说：“张艺谋利用他很厉害的摄影跟场景设计来呈现‘自我的异国情调’。意思就是说，我明明是中国人，但是我却把中国打造成西方想看的神秘的面纱，神秘的异国情调。通常是老外拍中国才会有异国情调 ，但是张艺谋就是用异国情调的方式来拍中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两人的事业登上高锋，“菊豆”、“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奠定了张艺谋大导演的地位。而陈凯歌则凭着“霸王别姬”成为至今唯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值得注意的是，“霸王别姬”集合了大陆和香港的演员，部分资金则来自台湾。学者李政亮表示，这反映了当时的趋势。

 

李政亮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状态是，依旧只有国有电影厂可以拍片，但这时候中国电影开始下滑，需要很多社会资金注入去拍片，因此当时中国政府鼓励一般民间资金投资去拍片。90年代中期的张艺谋跟陈凯歌大概是他们艺术生涯里最高锋的时刻。”

 

2002年，张艺谋执导了首部商业大片“英雄”。这部武侠电影打破了当时的中国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1.7亿美元，被形容为开拓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片时代。

 

李政亮说：“‘英雄’就是一个政治寓言。他讲的是华人熟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它的主题在于剑客‘无名’和秦王近在咫尺，可以行刺秦王，但最后他听了秦王的天下大论，大为折服，放弃了刺秦。这故事翻转了原来华语电影狭隘的定义 。‘英雄’变成了政权的协力者：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就秦王的伟业。”

 

“英雄”也成为了张艺谋最具争议的作品。

 

李政亮说：“关于秦王的描述，几乎没有华语电影是站在歌颂秦王、极权这样的角度。张艺谋的‘英雄’几乎对未来共产党威权的做法，透过影像提供了一个辩护。‘英雄’也奠定了张艺谋和中共体制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

 

部分舆论认为，“英雄”是为现政权服务。有人则形容张艺谋是“机会主义者”，总是在中国官方体系打“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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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亮说：“电影技术而言是非常厉害，特别是它的美术、镜头，永远很漂亮，可是即便到现在，我看了他那么多电影。我其实不十分清楚他最终的追求是什么。难怪有人说他是在‘擦边球’、‘机会主义’，可能就是他擅于在不同时代的环境里面往主流靠拢。他总是随着时代变动，总是能站在主流位置。”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表演获得空前成功，使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晋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五强，也进一步巩固他在中国官方心目中的地位。

 

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的徐明瀚则相信，张艺谋当初被北京奥组委委以重任，与他有份打造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有关。

 

徐明瀚说：“2008能当(北京奥运)开幕式总导演。我觉得有一点蛮关键的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他去做了‘印象刘三姐’。每天晚上会灯火四射，在水边群体的舞蹈，有点像是北韩（朝鲜）（大型团体表演）‘阿里郎’那种逻辑。我觉得张艺谋是因为2004年到2008年刘三姐每年固定演出，票房非常好，证明了他有这样的能力，于是北京奥运开幕式就由他出任总导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暑期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当中，最少有两部与抗美援朝有关，其中包括张艺谋与女儿张末联合导演的“狙击手”。

 

学者李政亮表示，张艺谋除了是票房保证，也符合“主流”的期望。他说：“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确实是一个产业。所谓‘爱国’是一门生意，主旋律这种题材是可以赚钱的东西。张艺谋可能依旧有他的一套，因为他原本就很擅于处于‘主流’的位置，所以在‘爱国’大市场里，他是一个指标。”

 

在暑假档期与“狙击手”正面交锋另一主旋律电影“长津湖”，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中的奋勇事迹，影片由陈凯歌、香港导演徐克及林超贤联合执导。

 

部分影评人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声势虽然不如其全盛时期那么辉煌，但是两年前庆祝中国70周年国庆的主旋律片“我和我的祖国”由他出任总导演，显示出他依然受到官方的器重。

 

李政亮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所谓‘中国英雄倾向’。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和它的票房基础。无论如何，第五代导演已一大把年纪，还在为一百年党庆在拍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宣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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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影评人协会的徐明瀚说，陈凯歌在“长津湖”发挥的实际作用还有待观察。他说：“陈凯歌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的确蛮有待观察。他会否只是一个挂名的状态，还是他会在里面施展有他个人特色的角度，因为他个人的特色体现在戏曲或者角色的刻画。如果陈凯歌参与度不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参与。这我觉得在象征性，又或者意识形态那种挂名的逻辑有关。”

 

疫情过后，两位第五代导演的正面交锋能否带动中国的电影票房，使人拭目以待。一位上海影迷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当局对“狙击手”与“长津湖”寄予厚望，才会邀请张艺谋与陈凯歌坐镇。这位上海观众说：“这段时间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美中关系闹得很僵。当局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影响一部分人，达到宣传的效果，政治的目的，也来应对当前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