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从计划生育到“三孩”政策，中国女性至今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

 

（大中报/096.ca讯）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来自上海的Yashu Zhang的评论文章。她的作品曾刊载于The World，Sixth Tone和《菁Kids》。

 

文章说，我今年28岁，还没有孩子，我想要一个以上的孩子。我是以一个独生子女的身份这么说的。

 

我感叹，如果父母没有堕胎，我本可以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但他们别无选择。“生二胎就像闯红灯。”我母亲说。“是犯法的。”

 

我在成长过程中感到孤独。中国政府上周宣布已婚夫妇最多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之后，我问父母是否曾想要更多孩子——他们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出生的，自己也有兄弟姐妹。妈妈说：“想啊。万一我们死了——不，我们肯定是要死的——你还能有个伴儿。”

 

我对我未来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愿望：当我和丈夫需要外出工作时，我希望他或她有个玩伴；当他们和我们吵架时，能有个哭诉对象。

 

最近，我告诉一位同事，我想生三四个孩子，她惊呆了：“你在中国年轻女人里是个异数。”她也是个快到30岁的已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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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我的想法不同，部分原因是我嫁给了外国人；如果我想绕过规则，我可以离开中国。这里的大多数年轻女性都是在另一条船上，许多人对政府新政策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这一点。

 

这项政策还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被免除了之前的限制和对“超生”的罚款，只是因为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而且政府担心这对经济的影响。它提醒我们，生育仍然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40年来一直如此——我们的身体仍然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国家发展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就连我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立刻担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会面临多大的压力：想象一对夫妇要抚养三个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四位父母？我的父母在他们唯一的女儿身上投入那么多，可不是为了让她在这样大的经济负担下挣扎度过中年。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八岁孩子的母亲，当我跟她说起新的三胎政策，她开始计算她独生儿子的开支：她每月为他的牛奶、学费和四项课外活动所花的费用，加起来已经相当于一个普通上班族的工资了。然后是医疗费——加上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第二个孩子，”她说。“我也想，但我得非常努力工作才能养得起。”

 

对爷爷奶奶来说，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俗话说的“粥里加勺水”。就像后院里的一棵植物：偶尔浇一下水，让它活着就行。

 

但如今，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生孩子，意味着你要花几百万元才能住得起好学校的学区房，而生儿子则意味着他结婚时需要为他安排一套公寓。我妈妈开玩笑说：“过去常说‘多子多福’；现在是‘多子多负’！”

 

因此，如果你问最新的生育政策将对大多数中国女性产生什么影响，答案是：可能没有。自2016年全面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许多年轻夫妇仍未生育超过一个孩子。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他们想要多少孩子都能养得起，还有非常贫穷的人——他们需要孩子来照顾他们，三胎政策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当天，许多人并没有无动于衷：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嘲笑和抱怨。是的，即使现在我们可以生三个孩子，即使现在我们被鼓励生育——而不是被强制绝育或被迫堕胎——我们也被提醒，生育是受管制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确实值得一些肯定。首先，它把中国人的思想从某种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结果是，独生女儿开始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女孩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至少在城市里，人们似乎不再重男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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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生为独生子女的人，拥有体面的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思考我们的个人追求——对我们女性来说，这意味着不需要依靠生育孩子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但这里有一个陷阱。中国女性过去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活着；而现在，我们为了抚养一个成本昂贵的孩子而活着。今天，中国的一切都商品化了，包括我们的孩子。教育和住房等个人事务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让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选择。

 

和她们当中许多人相比，作为一名母亲和一名女性，我可以要求更多权利，因为我恰好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可以在海外生活。这不应该成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控制权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