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工作 但在家务事上 父亲仍然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大中报/096.ca讯）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安排孩子与同伴玩耍，或者为孩子预约体检。想方设法在晚餐里加入蔬菜好让孩子不知不觉吃下去，或者确保购物清单上要有足够的蔬菜。还有担心儿子在学校是否一切顺利，或女儿是否需要新鞋，以及什么时候该换洗衣机之类。林林总总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也会令身心疲劳过度。如果你问有孩子的夫妇或伴侣，这样的家务哪一方承担最多，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母亲。

 

大量研究发现，异性恋伴侣中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依然是女方的责任。许多伴侣希望平分家务，但由于各种结构和社会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按照典型的性别角色来分担任务。即使是自认为已经实现了平等分工的伴侣，较多不易察觉的隐形家务通常还是落到了女性的肩上。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对于家庭责任，女性比男性会给予更多的脑力和情感付出。探讨这一现象的原因可有助于认识为什么我们对性别平等的讨论，尽管前所未有的热烈，但实际上性别平等进程不仅停滞不前，而且还有所倒退。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幕后原因作广泛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帮助男女伴侣们公平地重新分配家事，虽然初始困难，但确实能帮助母亲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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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说，隐形的家务事分为三类，相互有重叠。一类是认知层面的家务，即天天要费心考虑所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安排孩子与同伴玩耍、购物和计划家庭活动等。然后是情绪层面的家务，即维持家庭情绪和睦安康的付出，比如孩子不听话或者为自己在学校表现差劲而感到焦虑时，如何予以安抚平息。第三类事为为前两类家务操心而形成的脑力精神负荷，即为了使全家人生活过下去，需要筹办、安排和计划涉及情感和实务的一切家事。

 

这种隐形的家务很难度量，因为看不见，是藏在可见家务之中，无法知道起于和终于何时何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博士研究生艾莉森·达明格（Allison Daminger）在她2019年有关脑力层面家务劳动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大多数接受研究的参与者知道是女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并不认可家务劳动是一种“正规的工作”。在这项对35对夫妻的研究中，她发现，男性提到妻子时使用了“计划管理者”等词语，或说妻子“照顾家务较多”。

 

事实上，达明格确定的与家务相关的脑力工作有四个明显阶段：第一，预计家事所需要做的工作；第二，列出各种选项；第三，在选项中作出最终选择；第四，对最终决定结果进行监测。她的研究显示，母亲在所有四个阶段的付出都比父亲多; 虽然决定常由父母一起制定，但母亲在预期、计划和研究方面做得更多。换句话说，需要做决定时，才会告诉父亲，而母亲为此决定要思前想后忙前忙后好多时间。

 

这种隐性的家务会产生多种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即使孩子不在身边，母亲也会操心孩子。操心家务会产生额外的精神压力，因为即使当你应该专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这种压力仍然存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社会学副教授、《Motherlands》一书的作者利亚·鲁珀纳（Leah Ruppanner）说，“精神负担是将家庭带入工作生活的线索。”这是一种持续的低程度焦虑，让我们一直担心为家庭做得是否足够，担心我们的养育方式是否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总之你会想方设法要降低家庭未来的风险。”

 

令达明格感到困惑的是，家务脑力劳动的不均衡分配似乎并没有在参与调查的夫妻之间造成太多冲突。为了查明原因，一年后她做了一项后续研究，发现这些夫妻竟然为其中一些性别行为给予辩解。男方和女方都表示，脑力劳动分工不平等是因为一方工作时间较长，或者称女性“天性对计划安排感兴趣”，意思无非是女性天生就善于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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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显示，接受调查者认为家务脑力分工不平等是性格差异和工作限制导致的。这些受调查者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并同意参与调查，所以他们的看法未必有全面的代表性，不过他们的看法对其他研究所披露的一种错误认知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洞见。这种错误认知称，女人天生并不擅长策划和安排及同时做多件事，只不过社会期望她们要这样做，结果她们按照社会期望真的做得比较好。

 

然而，女性继续承担较多的家务脑力工作还有其他结构性的原因。女性往往能找到弹性的工作方式，而男性的工作被视为较固定，其职业生涯传统上较为按部就班。因此女性有较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做较多的家务，因此顺理成章也就更为操心家务。而影响更大的是从出生开始家庭社会对男女性别行为就有不同的期望，这可以解释认为应该由女性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想法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例如，众所周知，女儿会比儿子做较多的家务。

 

社会对理想母性的看法也可纳入这个公式。例如，家庭通常被视为女性的领地。我们知道有关居家是否整洁对女性的要求就比男性苛刻。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同一间有待出租物业的房间被认为属于女子詹妮弗而不是男子约翰，那么詹妮弗的可爱程度、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就会认为不如约翰。为何有这样的结论？因为社会将一位女人理家的能力与她的人生价值画了等号。

 

对女性理家能力的期许可以自我延续。因为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较多的是基于其理家的能力，因此对女性而言，重要的事需表现出“母亲把关”的责任感。这意味着一些本可以父母分担的育儿家务，比如写饮食计划或挑选服装都要由母亲独力承担，因为这被视为母亲的工作。

 

想想那个调侃父亲为儿女乱穿衣的老笑话，“哦，这是她老爸给她穿的衣服。”父亲做得不好，你会觉得这个爸爸很有趣，但如果母亲做错了，则意味着这个妈妈不称职。达明格指出，尽管在现代让男性照顾孩子已有了进步，但社会“仍然有女性才是家庭主妇的感觉。如果理家照管孩子的事情不顺利或没有做到，女方付出的代价会比男方多。”

 

然而，母亲承担的家务脑力负担过重最终会有负面后果。

 

研究显示，为人母的比为人父的精神压力要大些，要更疲惫，也较不快乐，而父亲照顾孩子则较母亲快乐，部分原因是父亲与孩子互动较多的是有趣的玩耍娱乐。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女性认为家务活分配不公平，并且对双方的付出有不同看法，就会导致婚姻问题，并增加离婚的可能性。

 

母亲当家的另一后果是会让母亲心力交瘁，她们一开始可能会发声求助，如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抱怨，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唠叨不休。美国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卡尔森（Daniel Carlson）认为，“这会影响到夫妻关系。”他发现伴侣之间家务责任不平等还会导致性生活减少。

 

此外，如果在家里过度疲劳，很多女性就会觉得自己在身心上无法胜任许多工作场所要求的加班额外工作，因此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例如，兼职工作者中以女性居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获得加薪或晋升的可能性比男性要小，这使得她们更难以谋求最高职位。许多女性还因此完全退出职场。

自新冠病毒大爆发后，家庭责任的性别平等与妇女投入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关注。虽然女性就业尚受到许多系统性问题的影响，但解决伴侣夫妻之间隐形家务劳动的不平等责任，可有助于减轻妨碍女性投身职场的家务负担。

 

很明显，大多数男性其实是愿意更多地参与养儿育女，如要在家庭个体层面上缓解此问题，夫妻可以自始至终开门见山地讨论谁来做什么样的家务事，比如讨论说一方已计划安排了活动，就不要把孩子带出去玩耍。为了养成分担家务事的新习惯，我们必须让看不见的家务变成可见的家务。达明格同意，意识到这一点是很好的第一步，并且要不断明确由谁负责哪一项家务，包括家务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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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明确说明育儿和家务的每一个方面需要费心多少时间来计划，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做多少隐性的家务。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伴侣家务分工都不平等。比如同性伴侣比异性伴侣就比较平等，因为他们（她们）不会受到性别角色期待的社会约束。这表明，只要能较公开地谈论如何分担家务事，就可以做到合理分担。

 

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义涉及男人或女人性别角色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卡尔森领导的研究显示，如果能平等分担家务可提高性生活频率。卡尔森说，我们还需要考虑“导致性别就业缺乏灵活性的结构性因素”，比如男性需出外挣钱养家糊口的社会准则，以及“迫使男性一定要进入职场不能当住家男的理想型职业文化”。

 

政策也会有所帮助。研究显示，休产假的男性以后会花较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但在没有相关政策的帮助下，或许女性减轻家务脑力劳动负担的最佳方式就是少做事。卡尔森说，要想获得任何形式的长期收益，最初有可能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母亲不要去考虑需要做什么家务，而父亲也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最初可能会产生麻烦或意见，但可以经一事长一智。卡尔森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我们不是刁难男人让他们迷宫寻路，或让他们吃鸟食吓吓他们，而是让他们吸取教训，有点像是，‘哦，我上次没记得这么做，结果很不好’。”

 

如此一来，自己少做事会让另一半更多参与家务，这样就会释放更多的精神能量来关注我们自己。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因此受到批评，但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幸福感。毕竟，男女双方都能从中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