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在疫情期间辞去工作的故事
来源: 大中报 王飞
（大中报/096.ca讯）：根据CTV新闻的报道，早在COVID-19席卷全球、颠覆加拿大各地生活之前，博德纳(Lori Bodner)就已经在考虑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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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这位来自温尼伯的教师曾想做电工或管道工，但由于三个孩子还在上高中，博德纳说她没有能力实现这一飞跃。
然后，COVID-19疫情来了。
教师和电工之间的差距
博德纳当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事情在瞬间发生了变化，比如孩子们是上学还是不上学，你是否可以亲自上课，或者你是否在线上。我是教艺术，所以孩子们不能唱歌，不能演奏乐器，不能分享乐器，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
从那时起，博德纳决定迈出这一步。她在Facebook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她的妹夫正在寻找学徒，她想知道他是否会在一个50岁的女人身上冒险，结果她还真收了她当学徒。
博德纳表示，成为一级学徒工资大幅下降，但大约一周后，她在温尼伯的红河学院开始了为期10周的培训，以便成为二级学徒。她希望她所学到的技能，以及将继续学习的技能，将有助于她有一天为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一个国际慈善房屋组织)工作。
博德纳现在在一所学校工作，并有几天是做电工工作，她不仅喜欢这个机会，而且她说这救了她的命。
“不确定我现在的退休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她说。“我可能会继续工作。”
博德纳的故事是CTVNews最近几天分享的许多故事之一，媒体采访了许多人，询问他们为什么在疫情期间选择离开或改变工作。
对许多人来说，之前工作让他们不快乐，无论是糟糕的工作条件、与管理层的分歧、新冠肺炎环境带来的额外压力和倦怠，还是想要更多地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等最终造成了离职。一些人还指出，雇主缺乏遵守口罩令或保持社交距离等公共卫生措施的承诺，令人感到失望和对安全感到担忧。
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安省巴里市的杨(Carolyn Young)告诉媒体，她在养老院工作了10年后，辞去了医护的工作。
杨表示，当新冠来袭时，对卫生保健工作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加恶化，并创造了一个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
“而且，工资水平与雇主对员工的要求也不相匹配。我失业了，开始找工作，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另一份工作。我最终被加拿大邮政公司长期聘用，成为一名邮递员，我感到非常高兴！疫情当然对我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影响。”
安省赏枫圣地亨茨维尔的居民卡特勒(Emily Cutler)在决定改变工作之前，已经在当地一家杂货店担任了12年的收银员和客服。
她把以前的工作看作是第二个家庭，这里有许多她喜欢的老顾客，这使得离开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当疫情发生时，一切都改变了。
卡特勒表示，以前没有树脂玻璃，没有口罩，一切都是平常的一天。但当这些出现后，这份工作就变得非常有压力了。
人们会因为戴口罩和社交距离或产品没有库存而与顾客发生争执，特别是在卫生纸稀缺的那段期间。
卡特勒说这些让她开始变得情绪低落。
在疫情早期，尽管安省省长福特等官员告诉人们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旅行，但大多数顾客都是住在自己渡假屋里的多伦多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特勒越来越焦虑，早上去上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卡特勒说，她不想再面对那些对她大吼大叫的人，于是她在2月份的时候试着到办公室做兼职，4月份就成了全职了。从那以后她的压力水平下降了很多。
但是，即使开始了她生活中的这个新篇章，卡特勒仍然对包括超市和医疗机构的一线工作人员持有很多赞美之词，因为他们每天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我希望政府能为所有的医疗工作者做些什么，”她说。“我并不反对政府，但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安全，每个人都需要接种疫苗，这样我们才能恢复正常。”
更有价值的东西
多伦多Liberty Village的莫雷洛(Jodi Morello)在疫情爆发前在两家餐馆工作。
虽然她在这个行业有九年的经验，26岁的她却一直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她无法承担风险，部分原因是她的安省学生援助计划欠下的债务。
在餐馆因疫情关闭后，莫雷洛领取了加拿大应急响应福利（CERB），她很享受这段休息时间，与她的狗一起去大自然散步，整理她的公寓并尝试新的食谱。
她说，“这一次，我终于能够考虑如何开始一条新的职业道路，找到能挣一份体面工资的工作。”
2020年5月，她在网上寻找长期护理院或医院的家政工作，她说她一直喜欢打扫卫生，也不怕COVID-19，同时也想在疫情期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年5月，她在网上寻找长期护理院或医院的家政工作，她说她一直喜欢打扫卫生，也不怕COVID-19，同时也想在疫情期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年6月，莫雷洛获得了安省士嘉堡一家长期护理院的工作，她在那里工作至今。
尽管她没有与工会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与痴呆症患者打交道的经验，但她说，她的经理们很有耐心，工作证明是有回报的。她现在不用过得这么拮据，而且这份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大门。
来自安省Thornhill的芬克尔斯坦(Alison Finkelstein)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的年龄在15至21岁之间，其中还有一个患有高功能自闭症。芬克尔斯坦说她有一天在超市工作时，意识到她受够了。
她一时兴起，申请了乔治布朗学院的医疗办公室管理和实用护理课程，并被前者录取。
43岁的她开始上大学，之后又在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
芬克尔斯坦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疫情，她可能不会想到要改变职业。
她说，“我在那里已经工作三个月了，现在是我大学的第三个学期，还有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五月份就毕业了。我希望毕业后能在这家医院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
卑诗省高贵林市居民奈特(Chris Knight)说，他在2020年3月从一家运动器材店被解雇后，靠着CERB，虽然有一段时间内还不错，但并不能完全支付账单。
大约三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商店帮工的工作，但每小时工资下降了9元。
他说他以前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了，这意味着他即使想回去也不行了。
他说，“这份新工作薪水很低，但乞丐不能挑肥拣瘦。至少可以支付账单。”
另一些人，如曼省林登市的丹麦克伯尼(Denise McBurney)，在她被诊断出得了新冠及有长期后遗症之后，于去年春天决定退休，她在一家信用社工作了35年，曾经是个经理。
她说，“这与计划不符，但当时我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和余生，想要做任何能让自己休息和减轻压力的事情。”
虽然完全接种了疫苗，但麦克伯尼说，她所在卫生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这让她感到不安。
“也许明年我会去某个地方做兼职，但现在，我正专注于变得更好，”她说。
朋友和家庭更重要
对一些人来说，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来自新省Westville的卡明斯(Matt Cummings)表示，在离开北方纸浆公司后，他找到了新工作，搬到了安省，但6个月后又回到家乡，在一家锯木厂工作，随后又在垃圾收集公司、呼叫中心和现在的米其林工作。
卡明斯表示，他原本并不打算离开安省，但他想念家人。所以宁愿回到家乡找一些零工来做。
安省伦敦市的比宾(Roxanne Beaubien)在疫情期间换了工作，并搬了两次家。
安省伦敦市的比宾(Roxanne Beaubien)在疫情期间换了工作，并搬了两次家。
比宾在2020年3月成立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同月，新冠疫情爆发，比宾计划提供的培训被取消了。
第二年6月，她在里贾纳得到了一份工作，条件是她要搬到该市，以便在9月份到办公室工作。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到办公室工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搬过几次家，但在新冠期间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具挑战性的经历之一，”比宾说。
“由于我在家里工作，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社区感，而且很明显，大多数可以认识新朋友的活动都被关闭了。我发现自己的大部分社交时间都花在与安省朋友们Zoom或FaceTime上，我的精神健康明显恶化，所以我最终决定，我必须搬回伦敦。”
今年6月，比宾在Guelph找到一份工作，允许她在伦敦的家中工作。
比宾表示，整个经历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学习机会。让她了解到，安省伦敦是她的人所在的地方，不管有没有新冠，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住在渥太华南部Barrhaven社区的库西诺(Natalie Cousineau)表示，当COVID-19开始时，她作为行政助理工作的牙科诊所关闭了。
后来她的孩子的托儿所也关闭了，这意味着她无法返回牙科诊所的工作岗位。
库西诺说，她最终同意诊所找人取代了她，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她理想的工作。
一个月后，托儿所重新开张了，虽然她最终在离家很近的办公室找到了工作，但她说她不得不经常离开去接孩子。她的儿子才一岁半，女儿二岁半，还有社交障碍。
一年后，一家公司为她提供了一个远程职位，担任协调员，库西诺说那一刻就好像是上帝回应了她的祈祷。
“我很感激，但也很难过不得不离开我原来的办公室。我爱我的团队，我所有的同事和病人。但现在时代变了，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是否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我现在的状况非常适合我的生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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