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硅谷当工程师，到热衷新闻工作，美国华裔Karen Hao盯上了山姆·阿特曼的OpenAI帝国

（大中网/096.ca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道说，郝凯伦（Karen Hao）在 Twitter 上拥有超过 10.6 万粉丝，是一名人工智能和新技术记者。她报道过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及其社会影响，也提供过有关人工智能相关主题的深入分析和报告，包括道德顾虑和新兴人工智能应用。

郝凯伦用简洁的方式描述了她自 2018 年以来一直报道的 ChatGPT 的创建者 OpenAI 公司。她认为，OpenAI 是一个帝国，是“现代殖民秩序”的领导者，这家最富有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地球上不断攫取深不可测的资源，剥削劳动力，追求科技不断自我进化。

但正如这位香港记者所解释的那样，事情一开始并非如此。

在新书《AI帝国：OpenAI公司的梦想与噩梦》中，郝凯伦报道了 OpenAI 的崛起。她追踪了这家公司如何从一家将自己定位为理想主义者的非营利性公司转变为价值 3000 亿元的全球最大人工智能公司。

除了通过以纪实方式（fly-on-the-wall）对数百名员工的访谈、电子邮件和聊天软件对话，郝凯伦还深度调查了早期投资人马斯克（Elon Musk）离职、魅力四射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Sam Altman）重新上任的幕后故事，并在哥伦比亚和肯尼亚访问了负责训练 ChatGPT 的低薪合同工。

郝凯伦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她是如何对人工智能公司保持警惕的，但她仍然希望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不晚。（采访内容经过压缩和编辑）

问：你是如何开始报道人工智能的？

郝凯伦：我是一名工程师，曾在硅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短暂时间里，我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失望。我很快意识到，推动硅谷发展的利益驱动力与为公众利益打造新技术是不相容的。

那里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化。人们总是在憧憬未来会有多么美好，现实却非常严峻。如果你连社会的脉搏都不掌握，又如何能真正打造出改善社会的技术呢？

我在 2016 年转行从事新闻工作，当时美国及整个世界才刚刚开始重新认识硅谷并不一定如其所吹嘘的那样，也许高科技实际上会干扰民主。我最终在 2018 年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并意识到这只是我想探索的所有问题的一个缩影。

问：OpenAI 一开始的理念是为改善社会而创造人工智能，但随着它开始专注于扩大产品规模和利润，背离了初心。这种转变让你感到惊讶吗？

郝凯伦：我不感到惊讶，但我肯定感到失望。我曾满怀希望地认为，OpenAI或许真的找到了平衡社会使命和盈利的方法。一位行业观察家曾赞誉其是希望的灯塔。但后来我意识到，不对，这基本上和其他硅谷公司没什么两样。

问：你是否看到了奥特曼本人的巨大进步？

郝凯伦：他自己说过，他在经营他第一家初创公司社交网络 Loopt 时并没有宏大的目标，他只是觉得这是个很酷的想法。他想打造一个硅谷热门活动的中心，而作为创始人是最好的方式。

后来，他开始有了更远大的抱负。他想涉足能够塑造人类发展轨迹的技术领域。他发现，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最终不仅会积累更多的影响力和财富，还会被载入史册。

奥特曼的另一个特点是，很难确定他最终目标是什么。无论我与谁交谈，无论他们与他共事的时间有多长，都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楚驱使奥特曼的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是他所描绘的这些雄心勃勃的宏大使命，还是他想成为权力的中心。

问：是不是很多成功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皆是如此？

郝凯伦：长期以来，硅谷一直把讲故事作为一项本事。如果你能讲出更好的故事，你就会走向巅峰。在讲故事方面，奥特曼是一个奇才。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擅长吸引风险投资，为什么他如此擅长说服人才加入他的企业。

问：你在书中提到，在南美和非洲遇到了一些数据劳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ChatGPT，用人工帮AI过滤掉“儿童性虐待、人兽交、谋杀、自杀、酷刑、自残和乱伦”等危险内容。

郝凯伦：在以往的媒体采访中，OpenAI 说他们向肯尼亚人提供的是一份“有尊严的数字工作”。 而在现实里，数据劳工们的工资在每小时 1.32 美元到 2 美元之间，而工作的具体细节，就是看“一名男子在幼儿的眼皮底下，与一条狗发生关系”这类的内容。

许多工人没干满工期，就受不了辞职了，有人甚至还恶心到产生了幻觉。 可以说，这些数字劳工们把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当作燃料，修炼出了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ChatGPT。 而 ChatGPT 和其他类似 AI 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去取代更多的数字劳工，让更多的个体被迫“让位”，让更多的人类从技术的使用者，变为技术的服务者。

我在报道这个事件，甚至重听采访时，有好几次都泪流满面：低生活饲养着高科技，高科技创造着低生活，循环往复，难以挣脱。这太疯狂了。

问：你认为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监管，而加拿大内阁部长里刚刚有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人工智能部长。你认为需要什么样的监管？

郝凯伦：应该对数据中心的部署地点，以及允许使用多少电力资源和水资源，制定环境法规。制定透明度法律，让社区了解数据中心何时进入社区。在美国，已经发生了科技公司通过空壳实体进入社区，以掩盖他们建设数据中心的事实。

问：现在这本书出版了，你感觉如何？

郝凯伦：让一些东西在世界上流传开来，会激怒一些极有权势的人，这是令人生畏的。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感觉就像在我的灵魂被拷打过。这就是我所能付出的一切，也许这还远远不够。我被这种想法所折磨。

但我谨慎乐观。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想告诉其他人，我们正处于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刻，必须实施合理的政策，确保我们最终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而不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我希望这能帮助很多人找到方法，就他们究竟希望人工智能未来如何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