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战略大轰炸来赢得人心是痴心妄想，伊朗就是一个最新例证（观点）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Ian Buruma的评论。他是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人权与新闻学的讲席教授。他长期关注欧洲思想史、政治文化和犹太问题，著有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如《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和《自由的弥赛亚：斯宾诺莎的哲学与生命》等，其作品兼具学术深度与新闻叙事的敏锐性，使他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评论说，人们仍然不知道美国在6月份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造成了多大的破坏。美国总统川普倒是在北约峰会上吹嘘：“我相信伊朗核设施被彻底毁灭。”但美国的一份早期情报报告显示，伊朗可能在几个月后再次开始浓缩铀的进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不过，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并没有引发民众反对伊斯兰政权的起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恐怕要失望了。川普甚至喃喃自语说，对于一个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MIGA）的政府来说，政权更迭显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他没有说明政权更迭的努力应该来自伊朗国内还是国外。

战略轰炸会打击敌对方的民众士气，让他们反对自己的领导人，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不过已经被多次证明为无效。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 1937 年轰炸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对英国发动了闪电空袭，盟军也用空袭回击了纳粹德国的城市。1965 年至 1968 年在越南北部开展的“滚雷行动”未能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轰炸也是如此。

战略轰炸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常用的战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用战略轰炸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Arthur “Bomber” Harris）和美国空军上将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后者在 1944 年至 1945 年间利用冷酷无情的“李梅烧烤”战略，对日本多个城市进行毁灭性打击。50万当地人生命被火焰夺走，800万人无家可归。

哈里斯则如愿以偿地 “杀死了很多德国佬（Boche）”。但是，尽管这种战略轰炸在二战期间被广泛使用，却从未导致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无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如何，也都没有引发民众反对日本政府的起义。

事实上，轰炸可以产生相反的效果：让民众愤怒，甚至可以动员民众支持极不受欢迎的政府。德国在 1941 年飞到伦敦上空狂轰滥炸，试图打击伦敦人的士气，但这只会让后者更加团结。海军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跃成为颇有威望的英国首相。同样，当1942年英国反击轰炸柏林时，即使是那些憎恨希特勒的人，也和柏林人团结在一起。民众总会为自己的坚韧不拔而自豪，尤其是当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时。

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民众往往都会表现出这种坚定的意志力。北越人被迫服从他们的独裁领导胡志明，但没有证据表明美军的炸弹摧毁了他们的士气或引发了军队哗变。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被外国势力左右，无论他们多么看不起自己的领导人。这一点在伊朗这样一个拥有民族骄傲的国家尤为明显，因为这个国家有着惨痛的外国干涉历史。1951年，伊朗议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通过了石油国有化法案。这个决定动摇了英国在中东的经济根基和战略安排。1953 年，英国联合美国在伊朗发动政变扼杀了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扶植了独裁的巴列维王朝。当时的外国干涉行动看似达成了西方的短期目标，却在伊朗的土地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让“西方”一词在无数伊朗人心中，从此与“阴谋”、“压迫”画上了等号。

七十年过去了，伊朗人对这些西方国家的仇恨可能已经减少，但仍然怀疑西方的动机。很难想象，伊朗人会举起“让伊朗再次伟大”的旗帜起义，更不用说他们会把以色列视为救星。

诚然，削弱伊朗的核能力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正如西方在亚洲和中东的其他军事干预所表明的那样，轰炸并不能带来民主变革。

1945 年日本和德国的战败及其随后的民主变革有时会被作为正面教材宣传。但民主是战后由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盟军有优势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或者说是帮助重建的。没有人认为美国或以色列轰炸伊朗就会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更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与德国和日本相同的结果。

唯一能够推翻伊朗神权统治的只能是伊朗人自己。2023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0% 以上的伊朗人不喜欢现在的政府，更希望有一个民主政府。轰炸伊朗可能会暴露该国的军事弱点，但也可能削弱日益壮大的反对派。

当一个政权受到压力时，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但迄今为止，伊朗政权对所谓的叛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更加严厉。伊朗军事上的弱势更增加了其宗教领导人加倍努力制造核弹的可能性。这肯定不是内塔尼亚胡和川普的本意，也不是大多数伊朗人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