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争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发生了什么变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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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纽伦堡大审判代表了对正义的真诚承诺，但这一承诺却稍纵即逝。对于西方盟国来说，起诉战争罪行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们是在犹太大屠杀的阴影下建立起这一制度的。1948 年，英国向英联邦国家发表了一份公报，终止了起诉纳粹战争罪行的企图，以此作为对有关德国政治发展的三方会谈的回应。英国在公报中说：“我们深信，现在有必要结束过去。柏林危机成为西方与苏联的较量战场，从而将德国从一个需要限制的敌人变成了一个需要拉拢的潜在盟友。”

到 1949 年，一切都结束了。纽伦堡法庭也解散了，西方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再起诉纳粹战争罪行，许多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也可以提前释放。过去的一切都被掩盖起来，纽伦堡大审判带来的道德慰藉让位于如火如荼的冷战。

更糟糕的是，随着伸张正义的热情逐渐消退为重建的热情，世界再次失去了方向。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见证了犹太大屠杀和纽伦堡大审判，纳粹思维在西方并没有被完全打到，双方还一起设计了针对共产主义这个新恶棍的军事工业战略。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这个老恶棍的犹太受害者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此外，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迫害一切不同政见的人，重新唤起了反犹主义；在我自己的国家加拿大，大学录取仍然对犹太学生实行配额制；法院支持阻止犹太人购买房地产的限制性条款；各种公共场所张贴着“不欢迎犹太人”或“犹太人请勿入内”的标语；正如《None is Too Many》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战后多年，加拿大对像我这样的犹太难民关闭了边境。西方以惊人的毅力放弃了对宽容的追求，并在五年内回到二战前，仿佛纽伦堡大审判和犹太大屠杀都从未发生过。这是一种集体形式的压抑记忆。

我从未问过我的父母是否从纽伦堡大审判中得到任何安慰，我们在德国的五年中，有四年都在关注纽伦堡大审判，直到我们获准来到当时对犹太人并不友好的加拿大。我不知道父母是否从数十名战争罪犯被定罪中得到了安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更希望在希特勒颁布反犹的《纽伦堡法案》时，西方盟国的愤怒情绪能够被激发出来。我确信，1935 年《纽伦堡法案》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进行社交接触，以及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有组织屠杀犹太人暴行发生时，西方盟国至少应该公开谴责。但盟国并没有这样的反应。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时，也就是我父母结婚的那天，一切都为时已晚。

对我来说，纽伦堡代表着正派、善意的西方民主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本可以提前对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恶性、可怕影响做出激烈反应。随后数百万犹太人丧生，就是因为没有人提前对有计划地破坏犹太人的权利的行为感到愤怒。

于是，无论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无法遏制的尖刻语言和肆意践踏权利的行为演变成了对犹太人种族灭绝（genocide）。

事实上，纽伦堡大审判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正义，而且有许多历史里程碑事件。我们在很多很多方面都比过去有了不可估量的瞩目进步。

但我们仍未汲取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努力从一开始就防止滥用权力。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形成一种对军事独裁者横眉冷对的文化。国际社会所阐述的价值观与国际社会所执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愿意，都可以推行其侵略行为。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会担心以后是否会有纽伦堡大审判，因为通常不会有，而且就算有，所有想要造成的损害或所到手的利益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一直容忍的世界某些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正将我们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因为霸权主义成为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思维。然而，多年来，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一直纵容那些虐待本国公民的独裁者，而且，我们似乎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虐待行为开脱罪责，这些开脱罪责的词汇包括文化差异、别国主权、历史原因，或者本土殖民主义。但在哪个世界里，你能为强奸、施暴或劫持人质的坏人开脱呢？

套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话说，道德世界的弧线可能很长，但并不总是向正义弯曲。这意味着太多的孩子难以理解正义，更不用说在一个健全的道德世界中长大。

我曾经看到自己生命的弧线向正义贴近，但在这种无休止的仇恨氛围中，我感到充满希望的弧线始终难以贴近正义。

我们需要停止相互谩骂，开始倾听，这样我们才能夺回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想要保护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用全球希望取代全球仇恨，让人性重新回归我们的身体。

我的人生是从一个没有民主、没有权利、没有正义的国家开始的。这样我更加明白，我们这些有幸活着并获得自由的人对我们的孩子们负有特殊的责任，要尽一切可能让孩子们的世界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世界更安全，这样所有的孩子们，无论种族、宗教或性别，都能自豪、有尊严、和平地理解自己的身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