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撒「天网」 追逃大升级

从中国反贪战略看，「优先名单」上的重点缉逃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了「擒贼擒王」的策略，既对国内腐败集团的党羽形成震慑，也对外逃者施加心理压力。有学者表示，目前中美两国对反腐合作均有一定需求，并非中方「一厢情愿」。中美可以妥善处理制度、法律乃至对人权理解等方面的分歧，就反腐败本身形成共识，签订双方所能接受的追逃追赃方面的协定。

「两会」政治季之后，中国海外缉逃行动全面升级，其标志是名为「天网」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正式启动。3月28日，「天网」行动首度对外披露「前哨战」的捷报。中纪委消息称，潜逃老挝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押解回国。
3月29日，官媒《人民日报》在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学习大国」上发表《致外逃贪官的一封信》，指斥外逃贪官「太傻太天真」，并称「海外没有天堂，只有天网」，决不容「漏网之鱼」。此文可谓今年的首封反贪「檄文」，宣示了中国高层「内打虎」「外猎狐」、以合围方式反腐的决心。

王岐山访美   内容有玄机

在官方文件中，「外交」被明确列为「天网」行动的四大手段之一。

结合外界盛传的中纪委「掌门人」王岐山即将访美的消息来看，由中国实权人物进行一次瞄准反腐中心的「点穴式」访问可谓势在必行，有「一石三鸟」之效：一是藉由精准的外交操作突破当前反腐瓶颈，为反腐向「治本」转型积蓄推力；二是把政治博弈中可能外泄的信息阻滞在未萌之中，减少对国家和执政利益的损害；三是通过与西方世界领导国家的合作，从机制层面框范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反贪作业。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访美预料将就引渡外逃贪官问题与美方磋商，并在搭建合作性框架等方面达成一定事实性成果。

中国目前已与39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2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如果能在追逃网络上增加美国布点，将可推进海外缉逃工作驶上「快车道」。来自央行等机构的报告显示，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发达国家是外逃者的首选目的地，逾四成逃亡者匿身其中，且多为案值大、身份高的贪腐嫌疑人。

中国官方近期确认，已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逃亡贪官「优先名单」，希望对方协助追逃。据检方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政府还准备启动法律程序追缴中国贪官的海外资产，「一旦证据确凿，将依法启动收缴程序。」据了解，中美之间的追逃合作正在稳步推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在3月25日表示，两国主要通过司法部门讨论追逃事宜。在最近一次两国执法部门的定期沟通会议上，中方表示将向美方提供更多证据，以便对重点逃犯进行定位、起诉以及转移。
从中国反贪战略看，「优先名单」上的重点缉逃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了「擒贼擒王」的策略，既对国内腐败集团的党羽形成震慑，也对外逃者施加心理压力。不过，对于中美之间能否签署引渡条约，美方的措辞较为谨慎，称「将考虑诸多因素」，比如被遣返者回国后会否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对待等。

熟悉反贪事务的中国智囊学者表示，中美反腐合作的前景还是总体看好，由王岐山担任「突破者」的角色也是筹谋已久，双方目前都在为合适时机的到来进行积极准备。学者分析认为，目前中美两国对反腐合作均有一定需求，并非中方「一厢情愿」。中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可以妥善处理制度、法律乃至对人权理解等方面的分歧，就反腐败本身形成共识，签订双方所能接受的追逃追赃方面的协定。

此外，作为习近平的党政搭档，王岐山赴美应还承担着一定的「铺路」任务。习近平将於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往例看，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出现两位关键人物在半年内出访同一国家的情况。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的确有一些重大且紧迫的事项，需要通过最高级别的政治交流向前推进。

另从国内反腐局势的最新动态看，王岐山赴美可能起到「抄路灭火」的作用。3月以来，被称为「权力猎手」的神秘商人郭文贵，遭到内地多家媒体大起底，被揭与情报机构主管马建等高官结成贪腐同盟的政治内幕。一贯较为慎言的内媒上还出现了「驭权贵如刍狗」、「背后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靠山」等说法。而郭文贵与知名媒体人胡舒立的恩怨大爆发，也被认为是不同力量之间的「试应手」。

中国高层能否通过外交落子，与国内反腐鼎力策应，为当前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实现破局，值得密切关注。从郭搅动时局的巨大能量看，当前中国反腐的复杂形势和艰险前景不容低估。

「神秘小组」出手 释放反腐信号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直接部署的重要行动。有关当局计划从今年4月开始，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直低调运转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天网」行动中主动「出手」。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冠以「中央」头衔的协调小组共有六个，「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其中曝光率最低。这一看似「神秘」的小组实际有据可循。

1996年通过的中国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由有关执法、执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反腐败协调小组，加强对查处大案要案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在2008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提出，要由纪委书记担任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用来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和督办。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担任该办公室负责人。

在当下持续进行的高压反腐运动中，「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角色相当於打虎「指挥部」，承担着新时期的任务，例如：负责统筹协调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统一研究反腐败追逃追赃政策措施和工作计划；组织开展重点个案追逃追赃；研究解决追逃追赃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该小组的此番亮相，一者反映出「天网」行动的规格与阵势，二者也从侧面透露出，打虎「指挥部」的强权扩容、权责分工等变革步骤已基本完成，未来将在提升反腐合力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近期的另一桩手笔是，召集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相关部门高级干部，进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业务培训」。该期集训在3月下旬开班，是中国十八大以来首次组织省区市就追逃追赃工作进行专题培训。

这支跨地区、跨部门的「混编战队」的出现，意味着追逃追赃在去年大提速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向纵深拓展。通过职责收拢、统筹各方资源等方式，把「单兵作战」化为「协同作战」，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而中央追逃办的架构和运作方式，也通过「集训营」的展示，成为内地省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的范本。

据中纪委官网消息，截至4月上旬，山西、安徽、青海等多省已设立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明确职责任务及组成人员，「央地联动、内外合围」的追逃格局初步建成。

创新战法 围猎升级

据中纪委披露，「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部分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领衔推动。其中，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官员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帐户、非居民帐户等协助他人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从上述任务定位可以看出，其内容相互关联，彼此策应，可谓布下「天罗地网」，释出中国高层清除腐败「避风港」、反腐不留死角的明确信号。

相较於去年的海外缉逃行动，今年的「天网」阵仗更加强大，专项行动亦创新战法、升级规模。以「猎狐」为例，经由过去一年的强力执行，该项行动已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形象标志。

据统计，去年7月至12月底， 「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是此前5年的总和。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208名，超过亿元的74名。公安机关共派出70余个境外缉捕组，抓获的逃犯涉及69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3月底，公安部召开「猎狐2015」专项行动部署会，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将该行动作为一项「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对境外逃犯形成冲压式震慑，追逃追赃并重。」「猎狐2015」可视为「猎狐2014」的升级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缉捕对象扩围，去年该项行动主要针对「经济犯罪嫌疑人」，而今年则将罗网扩大至四类群体，除了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之外，还包括「外逃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和涉腐案件外逃人员」；第二，今年「猎狐」火力更猛，强调「最大限度地钳制逃犯的境外活动能力、挤压其生存空间」。第三，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行动更加侧重「精细化和专业化」，追逃追赃并重，把收缴外流赃款赃物也纳入主要目标。

防逃重於追逃 制度建设任重

关于外逃造成的资金流失数额，目前并无官方确认的权威版本。早前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1年，中国外逃的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为16000至18000名，携款超过8000亿人民币。这一数据被认为可能「有所保留」。

另据内地媒体梳理发现，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且多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腐败孳生现象有所增多。此外，近几年来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也呈上升态势。一言以蔽之，凡是缺乏监督和问责的权力部门，就容易成为外逃犯的培植土壤。

资产外逃的危害显然甚巨，首要一点就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流失，并扭曲正常的经济制度。从既往中国追赃的战果看，被转移出境的资金，大部分难以发现或无法追缴。其次，由於过去司法和执法威慑力不够，犯罪成本与巨额收益不相匹配，导致高压之下的外逃者仍如过江之鲫，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反向激励」。

中国高层此时向海外广撒「天网」，主要目的就是「控增量、减存量」，进而通过防逃网络的前置，阻断「问题精英」的出逃门路。对于解决外逃问题而言，抓捕属於事后救济，预防更加紧要。

通过对近年来经济犯罪嫌疑人或官员外逃的案例分析，基本可以总结出「外逃七步法」，即「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或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从外逃路径看，只要在前期关卡上建立较完备的预警和防逃机制，就可以把外逃风险降到最低。

当前防逃制度有几大公认「法宝」，一是限制「裸官」任职，二是严管公职人员出国（境），三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前两条在近期都有更严苛的举措推进。如广东在该省《预防腐败条例(草案)》中明确提出，「裸官」不得在重要岗位、敏感岗位任职，且不能列为领导干部考察对象。北京则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进一步收紧，对于处级以上一般不予批准，特殊情况需经严格程序审批。

但在个人事项申报与公开这一点上，却长期止步於舆论呼吁。即便在领风气之先的广东，立法探索也只限於「拟提任领导干部的，应当如实报告个人婚姻状况、房产、投资、债务、配偶子女从业及廉洁自律等情况，并逐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今年，中国版的「阳光法案」开始出现小幅推进。根据中组部规定，1月起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制度，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一律进行核查核实。同时扩大随机抽查比例，将抽查比例由此前的3％-5％提高到10％，以增强报告制度的约束性。

在地方落实上，北京、贵州、海南等地，个人事项申报范围已由原来的县处级以上，扩大到科级。随着申报范围扩大，也会带来核查工作量剧增等挑战。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共同锁紧防逃关口。从操作看，一项良性制度，只有具体到「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才能真正发挥效力，进而形成「疏而不漏」的制度「天网」。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