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安省在校注册的孩子愿意参加新兴的居家学习小组
Where have all the kids gone? In an unprecedented year, thousands of students haven’t turned up at school
来源: 大中报 梁楚怡
(大中报/096.ca讯)多伦多《星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驻多伦多的记者Michele Henry的文章。她专职撰写健康和教育类报道。Michele Henry注意到,由于疫情肆虐,大量学生没有到校上课,那么他们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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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Karin Rotem想到要在疫情中把孩子们送回实体学校时,她很紧张,开始四处寻找替代方案。
她并不热衷于强迫她的孩子戴口罩上学,或者让他们常常使用消毒剂洗手。她认为网课学习有吸引力,但孩子们整天盯着屏幕可能会很烦闷。所以, 8月28日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了,她的想法和另一个志同道合的家庭一拍即合,一起组成学习小组,并分担教师薪酬的费用。
她太紧张了,甚至为此失眠,她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理智和孩子的安全。”
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紧张的家长。
Rotem有三个孩子,儿子6岁,两个女儿分别是8岁和11岁。这三个孩子还有安省其他过万名孩子集体退出了公立教育系统。全省各地的教育局都在努力弄清他们的去向,以及如何处理。
在这史无前例的一年中,教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COVID-19的爆发和技术短缺(远程网课),到师资配备问题和将班级规模保持在安全水平的问题。没有来上课的学生人数众多,让教育局在这一年中又多了一项挑战,而这一年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年份。
多伦多区教育局(TDSB)主席Alexander Brown 跟《星报》称从来没有这么多孩子集体退学(没有上网课或堂课)。他说:“这是一个组织管理方面的噩梦。而且没有人知道如何驾驭它。”
TDSB的数据显示注册学生减少了大约5,500名,比一般年份减少的人数多一倍,据发言人表示,在该局注册的大约24万名学生中,大约有1%的学生没有来上课。多伦多的天主教教育局告诉《星报》,其今年的入学人数也减少了2000至2500名学生。而皮尔区教育局预计来上课的学生则少了大约2800名。这些孩子都是注册过的,没有来上学,或者预计会来上学,但没有来。
在正常情况下,各地教育局应在10月中旬左右向省里报告入学人数。今年,他们被要求在12月15日前提交修订后的数字。
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些孩子,以确保他们得到某种形式的教育,但今年的公立学校退学也可能会有财务影响。如果教育局不能找到这些学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教育预算。今年教育系统中的学生减少,可能意味着明年的预算资金减少。如果病毒的疫苗能问世,教育局预计这些学生会回来。
教育局发言人Ryan Bird称,仅在TDSB,这些不露面的学生可能意味着4120万元的预算缺口。教育厅发言人在给《星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由于疫情导致的入学率下降和其他财政压力。信中表示:“该厅将继续监测并考虑在2020-21学年期间支持教育局的各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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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个学校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退学家长打电话和发邮件,试图找到这些孩子。
安省教育局协会(OSBA)主席Cathy Abraham重申,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这些正在以某种方式接受教育--如果没有,就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但是,她说,找到他们的部分困难在于,一些家长没有让教育局知道他们的另类学习计划。她说,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必须这样做。
虽然作为父母或监护人应该让教育局知道他们要么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要么根本不打算让孩子注册,但安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父母必须让子女在公立或私立教育系统注册。反之,安省有一套关于居家教育(home schooling)的政策。教育部网站上的第131号政策/项目备忘录中,建议家长“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教育局他们的意图”。
今年,TDSB中大约有1377名学生就是这样做的。TDSB发言人称,通常多伦多教育局大约有1160名居家教育者,因此,它将这217名新的居家教育学生算作其没有出现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那些学生是被计算在内的。
Karin Rotem的孩子是这217名学生中的三个,孩子的父母让教育局知道了孩子们今年的学业计划。Rotem并没有想到过向教育局隐瞒学习计划,但她花了不少时间在网上搜索,才知道该告诉谁,以及告诉他们什么。她说:“这绝对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但是,她认为值得。
每天早上,她都会把孩子们送到Thornhill的一个单间校舍,为三个不同年级的孩子们上一整天的课,这些课程都是根据公立学校的课程改编的。她说,虽然有点辛苦,但她的孩子们很开心,她不用担心病毒,也不用担心她的孩子们是否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今年夏天,因为COVID存在着种种未知数,Rotem 担心孩子们在学校接触环境中的安全而失眠。她的女儿曾多次患过肺炎,有一次还因脑膜炎住院。另一家人同样担心病毒的问题。而在一所私立学校休假的老师也不放心回到这么多孩子身边工作。Rotem还担心会把病毒危险传染给她自己的老父亲。
在居家教育方面,Rotem很高兴她的孩子们得到了单独的指导和大量一对一的时间。两家分摊了老师的费用,Rotem承认这费用并不便宜。
虽然让孩子从主流学校退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Rotem觉得自己的家庭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North Bay市的Nipissing大学的教育教授Carlo Ricci表示,这场疫情很可能让许多家长转向居家教孩子。Ricci是替代性教育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安省教学家长联合会(OFTP)的志愿者,该联合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为有兴趣过渡到在家教孩子的家长提供信息。虽然他说无法判断有多少没来的学生可能也选择了居家教育,但如果真是这样,他也不会感到惊讶。他表示,自疫情发生后,OFTP的会员人数上升,安省各地的家长纷纷伸出援手。
Ricci教授认为那些一直想转到居家教育的父母终于抓住了机会,现在他们在家里,终于可以实施了。也许他们对远程网课教育感到沮丧,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比公立学校做得更好。他说,有些家长甚至可能看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为待在家里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希望将其作为一种更长久的安排。Ricci 说:“有些家长可能会见证他们的孩子从校园霸凌和无尽的考试以及学习焦虑中治愈。这些家长常常会想:‘我的孩子在家里学习更放松,更平静,更快乐。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加拿大Learning PODS(学习小组)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将这一概念带入加国的人Rachel Danzinger表示,今年无论家长决定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式,都要考虑清楚。
Learning PODS只是描述替代性教育安排的另一种方式,这可能包括居家教育,与其他家庭一起互动,以便给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注册的网课学习者一个安全社交的机会。甚至与其他家庭集中资源,聘请适合自己孩子的老师。
Danzinger认为因为创建一个学习小组(pod)“没有规则限制”,所有导致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没有出现上课的学生在学习小组内学习。
不过,她说,加拿大的“Learning PODS”脸书群组有“数万“成员,其中包括全加拿大约5000个家庭和老师,他们都填写了该网站的调查。调查旨在帮助家长与志同道合的家长和教师匹配,以形成一个学习小组,其中调查的问题范围包括对COVID 的敏感性,保持远离病毒的重要性,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模式等
另一个难以估计有多少家长选择了学习小组的原因是他们特意保持低调。今年夏天,学习小组成了愤怒的攻击目标,因为关于居家学习是否会助长教育资源不平等的争论甚嚣尘上,有家长认为这种形式扩大了有能力支付子女教育费用的家庭与无能力支付的家庭之间的差距。
Danziger一直对学习小组的负面争论感到沮丧,因为她认为这个概念其实只是关于“在必要的时候赋予父母教育选择权”。对于一个有IEP(独立教育计划)或有哮喘病的孩子来说,现在试图接受正常的教育,这不公平吗?一个在校老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做好清洁工作,这对老师来说公平吗?这算不算平等?"
有一位母亲,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老师,今年决定在瑜伽馆里开办自己的学习小组,但她拒绝向《星报》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她害怕成为网上攻击的目标,也害怕被省里罚款。她请假在家,成功地向自己的孩子传授学业后,她决定把它变成一项商业活动,为另外两个孩子提供教学服务。
每天,她都会带领自己的孩子上课,同时帮助另外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在TDSB注册的网课学习者。她说,这种安排是一个好处,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中一起学习。而且,她可以在经济上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得不低调行事,因为她的学习小组(pod)里有五个学龄儿童,根据《教育法》,这可能被视为违法行为。根据该法要求,拥有5名或以上学生的学习小组,必须注册为私立学校,缴纳300元的费用,以及其他规定。
她承认这是有风险的,她说:“学习小组还是非常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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