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新人事调整突显中共吏治思路

 

北京「两会」之后，新一轮中央和地方省部级人事调整密集展开。与之同时，自下而上的省市县乡四级换届亦已启动。各级层的新老权力棒交接，不仅关系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亦事关未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施政大局。

党外精英获器用

最先「换血」的是李克强内阁。3月中旬，国务院在同一天公布了4位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任职名单。高晓兵、曹卫星、黄润秋、秦博勇奉调入京，分任民政部副部长、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环保部副部长和审计署副审计长。

在4位赴京的地方要员中，有3人来自民主党派。其中，曹卫星此前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同时还是民盟中央常委、江苏省委主委；黄润秋此前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四川省委主委；秦博勇此前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同时担任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委主委。

有分析认为，此次人事调整，反映出中央加大对党外干部培养和选拔力度的思路。

去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其中第37条指出，「各级政府部门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可以积极配备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并量化性地提出，「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以担任政府部门（单位）行政正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府组成部门中应当配备2名左右党外正职。」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明文指出，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非中共党员干部。

综观来看，基於党外人士普遍具有较强的学术水平和参政能力等特点，其任职领域主要集中在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例如调任环保部的黄润秋是地质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此番是首次担纲中央实职副部。

统计显示，截至4月上旬，国务院系统中共有19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要职，其中12人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

在地方政坛中，除江苏、河北、吉林、新疆、宁夏等地之外，其余各省级政府均有一名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而根据官方排序，党外副省长排名一般置於常务副省长之后、党内副省长之前，可见这一身份所包含的政治份量。

党外干部选任，向被中共视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中央组织部曾就「做好新形势下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召开会议，针对「党外干部规模不小、人才不少，但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的现状」提出，重点加强中高级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并强调及时把更多素质过硬、符合要求的党外干部，「放到正职岗位、重要岗位上历练成长」。

有时政观察人士注意到，擢拔高层次党外干部的一个大背景，是明年党派中央也将进入换届节点。因此近期的人事调整，不仅旨在增强领导班子结构的科学性，也是为党派中央积攒后备力量。此次进京任职的秦博勇和黄润秋都属於「60后」少壮派，他们的履新给外界以不小期待。

在政府部门的各厅局内，党外人士出任正职已无禁忌。据知，目前中共理论界正在讨论地级市长、县长是否可由党外人士担任，此类职权在同级政府里更为核心，故料执政党在选用时会更加慎重。

地方大员调整有序

3月中下旬以来，各地党政主官亦进入密集调整期。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党政「一把手」相继换将。

陕西和河南两省的省委书记赵正永、郭庚茂到龄卸任，接棒者分别是两地原省委副书记、原省长娄勤俭和谢伏瞻。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任陕西省代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并当选为该省省长。

娄、谢、胡皆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娄勤俭长期深耕科技领域，曾任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主题专家、国防科工委电脑专家组长、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等职务。谢伏瞻系高层智库的重量级角色，曾参与过上届总理近乎全部重要讲话和中共全会多份重磅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两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胡和平则拥有工学博士学位，从清华大学院系副教授起步，后逐步升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他在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浙江政坛，一年半后再赴陕西，通过多次职位调整，履职经验获得丰富。同样在近几年横跨地方锻炼的还有陈润儿，他此前长期在湖南工作，2013北上黑龙江，此番履新河南，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

同期，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林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长刘伟平不再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另有任用。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小林任代主席，原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赴国家民委就任党组书记。布小林是曾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的孙女、布赫之女，她成为其家族中第三位主政内蒙古的高官。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排名中，布小林原列第八。北京观察人士认为，她此次成为代主席，虽是「弯道超车」，但就其履历与身份而言，也在情理之中。布小林作为少数民族女性干部，扎根内蒙古30余年，既有专业部门工作经历，也当过地方主官，经验丰富，确是领导自治区人民发展经济、协调中央与本地区少数民族关系的合适人选。

此外，布小林家族为维护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符合习近平提出的「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大胆使用，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的用人思路。本届受到重用的少数民族干部还有努尔?白克力、巴音朝鲁、陈志荣等人。

在换岗之后，各位新任地方大员进入角色很快。谢伏瞻4月1日首次以新身份在河南省委常委会上公开讲话。胡和平获任陕西代省长两天后，於4月3日会见参加丙申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的各界代表。5日，布小林主持召开她代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后的首个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关于批准下放自治区本级部分行政权力事宜》等四个事项。

上述地方高层活动亦表明，本轮省级大员调整高效有序，已步入预定轨道。

此外，有一些出生於1952年的地方大员，如浙江省现任省委书记夏宝龙、海南省省委书记罗保铭、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等人，明年应将退居二线，届时地方政坛还会迎来一波人事变动潮。

目前，「65后」出生的省级常委已由2014年底的16名增至24名。其中有一位中央委员，五位中央候补委员。他们是中国政坛的中坚力量。

基层选任「举能吏」

今年中国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件要事，是自下而上的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开始启动。近一个月来，广东、湖南、宁夏、江苏、山西、云南等地在换届选举上都有新的动作。

4月8日，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市县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胡春华、朱小丹两位党政一把手在现场督阵并进行动员部署。

3月31日，湖南召开该省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这是当地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和所有乡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首次进行同步换届。

按照一般节奏，四级换届启动后，一个月左右基本可完成乡镇党委换届，四个月至半年左右基本可完成县市区和市州党委换届，八到十个月左右可基本完成县市区和市州人大、政府、政协换届。

就时序而言，作为基层的县乡换届启动早，覆盖范围亦广，为后面的层层大换班打下重要基础。这两个层级的换届面貌，往往也体现了中共吏治和用人导向的风向。

总体来看，目前进行中的换届有两大鲜明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将正风肃纪置於首位。在此次地方换届动员时，各级党政要员频频发声，强调对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违反换届纪律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

以山西等昔日的腐败「重灾区」为例，在整肃纪律方面施展了以往少见的高压。不仅发动文宣舆论攻势，还在总动员之后不断召开推进会，对换届工作进行「再安排、再动员、再部署」。曾发生官场地震的长治、吕梁等市都组建了多个换届风气督查组，要求其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巡回督查，并提出「把能否选出好的领导班子」作为对督察组「唯一的评判」。

第二个特点是更加强调选人的精准性，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考察任用干部的三个重要维度。有分析认为，这种新的用人导向，一方面反映出近期中共高层对「政治规矩」「看齐意识」等政治品质的要求，另一方面体现了对「能干事」的行动品质的重视。

例如在湖南省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中，就把「切实树立敢于担当的导向，注重选拔坚持原则、勇於改革的干部」列为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的首条，并强调真正通过强化正确的用人导向，「优化干事创业的环境，净化政治生态」。

在广东省的换届会议中则提出，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树立敢于担当的导向，树立群众公认的导向，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注重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

此前的全国「两会」上，中国高层密集表态，为「改革者、干事者」撑腰，被认为对外释放出重要的吏治信号。

如习近平提出，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俞正声在参加团组审议时指出，要「鼓励各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刘云山亦在团组会议中表示，「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

北京廉政学者指出，当下中共吏治的主要方向正在发生调整，在持续高压反腐后进入到「破而后立」的新阶段。

当下严把干部的「入口关」，并将举能吏的原则置於优先而突出的位置，不仅旨在正本清源，提升地方干部队伍质素，从更长远的人事角度看，实际上也是为构建下一届中央执政团队打下铺垫。未来一年，地方换届将逐步向上层推进，进入到正式迎接十九大的重要时区。

能上亦能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能者上」的人事动作之外，「庸者下」的用人导向也获得细化落实。

北京市在3月下旬下发了该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了7种官员「下」的管道，包括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和任内调整、问责追究、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辞职辞退、无法正常履职调整、违法违纪免职等。并强调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干部，坚决进行组织处理。

该《办法》的一个亮点是给官员提供了「自然下」「自愿下」的管道。北京市委组织部称，这有助於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看待「下」，破除「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等错误观念，推动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好氛围。

同时，北京市的《实施办法》还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增加了对三方面的问责情形，包括：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不力、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篡改和伪造个人档案材料等。

自去年7月中央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来，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5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把「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程序。

吉林、福建等省份的实施细则也正在推进。如在4月1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讨论了《福建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

与中央规定相对比，大部分出台细则的省份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问责和调整的情形。最多的如浙江，结合该省实际明确了21种类型干部要进行组织调整，其中包括：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工作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不催不办、不推不动，或者工作时间经常忙於私事，群众反应强烈的；因工作不力，领导或分管的工作在党委、政府年度综合考核中连续两年排名位居后列的等。此外，湖北省的《实施意见》也提出了多达20种应当调整的情形。

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能上不能下」是一些地方公职干部长期超员、超配的原因之一。中共学者表示，此前由於缺少有关规定作为操作依据，干部队伍「清超」工作进展一度慢於预期，影响了整个执政团队的活力。

有评论认为，针对官员「能上能下」的一系列规定，能够通过刚性约束倒逼领导干部增强为民众服务意识，优化政治生态，是「上合国情、下应民意」的制度性机制。然而好的制度必须落地才能生根，唯有确保政策执行有力、持续不歇，才能真正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