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美大学校园里充满着激烈的文化冲突，而这正是教育学生们区分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好时光（下）

上接：在北美大学校园里，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哪个更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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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对抗议活动的正确态度是作壁上观，但这并不能让抗议者满意。当你把许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时，正是他们最具有政治理想主义、最不为社会责任所拖累的人生阶段，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知识发酵的环境中时，你就会得到激进主义（activism）。有时，这使得学生激进主义运动成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常见的情况是，参与其中的学生将激进主义视为道德批判和个人变革。在思考激发他们的希望或愤怒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希望从大学得到更多，而不是作壁上观。他们希望得到肯定：希望学校宣布对他们的呼声有所回应，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呼声投入资源，希望学校为支持对他们的呼声重新分配捐赠或支出，希望学校压制反对他们的呼声的言论。

大学可能很难独善其身，尤其是当教师和行政人员与学生广泛同情某一呼声时。因此，他们放任大学的中立性，发表宣言和象征性声明，申明自己站在一切美好事物的一边，而站在哪一边根本不是大学的职责。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从堕胎、警察暴力到俄乌战争等非学术问题的表态，都是在酝酿一场灾难的发生。

2023 年秋天，当大学社区的成员显然并不都同情某一呼声时，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面对谴责哈马斯、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校园内的言论等要求时，大学往往会以"中立"为借口。但批评者认为，大学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中立。同样，在一个充斥着仇恨言论、对排斥性言论进行限制的时代，大学不应对抗议活动或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发表观点的规则也更难接受。因此，批评者指出，许多大学在批评哈马斯或谴责和限制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方面像是缩头乌龟。



这些问题都是大学自己造成的。但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却并非如此。我们自10月7日以来所看到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十年来保守派政治中民粹权威主义（populist-authoritarian）对高等教育攻击的顶点。大约从2015年开始，保守派政治家、媒体人士和活动家开始了一场持续的运动，反对大学中被认为的左倾运动，尤其是在种族、性别和性别认同方面。

在美国，保守派媒体关于校园身份政治的报道持续不断，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出现巨大分歧。2015年，大多数共和党人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认为高等教育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有益影响。两年后，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相差22个百分点。（同期，民主党人的观点基本保持稳定。）保守派倡导团体建立了左翼教授名单，鼓励学生举报或秘密录制他们的言行。昔日稳重的校园保守派团体变得激进起来，开始邀请保守派同性恋毒舌作家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等挑衅者发表演讲，通过挑起抗议（或有时取消演讲）来寻求越来越多的关注。

起初，这些高等教育的批评者主要集中在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的观点上：在左翼不宽容的氛围中，客座演讲者开始被压制，保守派学生开始自我审查。后来，取而代之的是压制保守派不喜欢的有关种族和性别的教学、研究和言论。重心已经从个别的名人挑衅者转移到了真正拥有取消权力的保守派政府。



2017 年，匈牙利的专制保守政府发起了一场最终获得成功的运动，要把私人资助的、面向西方的中欧大学（CEU）赶走，并禁止性别研究学科。从 2021 年开始，美国各地的共和党州政客开始主张对有关（更多）种族和（更少）性别的教学和研究进行严厉干预，许多法案禁止传授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课程。右翼保守派活动家鲁佛（Chris Rufo）最近带头指控哈佛大学校长剽窃，并将其赶下台，他是"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罪魁祸首，并使这种理论成为一种风潮。他找到的一个盟友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德桑蒂斯推动了对有关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言论、课本、教学和研究的限制，这些限制从小学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州庞大的公立大学系统。当德桑提斯决定将佛罗里达州的精英文理学院新学院打造成反觉醒主义（anti-wokeism）的典范，废除其性别研究系，让新成立的运动队招募运动员充实学生队伍时，他任命右翼保守派活动家鲁福为该学院的新理事之一。

在佛罗里达州，限制高等教育的举动尤为突出，但在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区，共和党政客和政客任命的校董委员会也同样转而以政治为由直接干预大学教学秩序和招聘决定。直到10月7日，性别研究和批判种族理论一直是压倒性的重点。以哈冲突撼动了政治动态，并将冲突从共和党各州的公立大学扩大到整个北美高等教育。精英自由主义大学在种族或性别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上并没有公开的分歧，但以哈冲突却分裂了各地的选区。大学校内真正的价值观冲突和原则误解造成了校外敌对势力乐于利用的漏洞。





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右翼对大学的批判其实与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并无多大关系。宾州大学和哈佛大学两位大学校长的下台，部分原因是他们未能审查学生的言论，而且他们拒绝表示更多此类言论应受到惩罚。但大学社区中的犹太人和亲以色列人士并不一定同样的虚伪。他们看到大学本身往往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名，背离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机构中立的原则，在 10 月 7 日的以哈战争爆发后，他们提出以色列犹太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不属于弱势群体的范畴。许多大学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政治问题上发表的声明既要有实质内容，又要有缓和性；对特别恶毒的政治信息内容进行管制，却容忍阻挠学术自由的抗议活动。这些概括并不适用于所有大学，甚至可能不适用于大多数大学；但足以削弱大学的可信度。

开始做正确事情的最佳时机是昨天，其次才是今天。大学领导层无法使校外袭击事件消失，但他们可以从现在开始，重新致力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机构中立。例如，这将意味着坚决捍卫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进行抗议的权利；明确反对教授将课堂用作政治平台；拒绝对校外政治口号或社交媒体帖子的含义和意图进行揣测；以及遵守公关纪律，在外交、政治或社会政策等议题上避免用校方平台发声。有了这些规则，他们就能为在校师生提供学习、探索、讨论和辩论的场所和空间，即使是最有分歧的问题，他们也能一起进行庆祝、哀悼和抗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