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法律的行为能对经济产生什么后果？”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日前发表了一篇Kaushik Basu的评论。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评论说，人们遵守交通的方式可以传递出很多关于各自文化的信息。美国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准备过马路，虽然人行道是红灯，但她小心翼翼地左右张望，当她看到没有汽车飞速接近路口时，拄拐迈步颤颤巍巍地穿过马路。

这种事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常年在印度和美国生活过的人一定会对日本人守规矩感到惊讶：在东京的一个午夜时分，一名男子独自站在人行横道上。即使眼前没有汽车，他也耐心地等待绿灯亮起。

虽然这些规矩上的差异看似微不足道，但社会对法律的态度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纽约老奶奶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符合法律精神，而东京男子则遵守法律条文。

强调法律精神的制度赋予个人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误用或滥用。当个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过马路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扰乱交通。这种情况在纽约街头显而易见，而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则更为严重。虽然加尔各答逐渐采用西方模式，但在数十年前，加尔各答却是行人的天堂，过马路只需要等齐一堆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鱼贯而过。

了解两种制度的优缺点至关重要。日本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守法文化。遵守法律条文能促进更好的组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整体发展。举个管弦乐队的例子：如果没有乐队指挥的引导，舞台上的音乐家们可能还会正常演奏音乐，但绝对达不到大型歌剧院的水准。

日常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2002年学者魏布尔（Jörgen Weibull）的一篇论文中，他认为守规矩并不是一种遗传特性，而是一种通过协调培养出来的行为。当每个人都遵守固定的规矩时，遵守规矩就变得很有价值。这不禁让人想起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不平等论》中描述的猎鹿游戏：两个猎人合作可以杀死一头雄鹿，但如果猎人单独行动，只能杀死一只野兔。当代日本以其严谨的守时文化而闻名。但人们忽略了，就在一百多年前，日本人还以怠慢时间而闻名。日本的崛起恰逢从拖拉到守时的规矩转变。

社会学家强调了社会和制度嵌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简而言之，除了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外，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显著崛起还得益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使日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尽管如此，纽约模式也有其可取之处，即给予个人裁量权。毕竟，行人红绿灯的设计是为了促进交通顺畅，偶尔也允许行人过马路。当道路空旷时，无视红灯并不违背法律的初衷。它有利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Pareto）改进，即在不损害其他人幸福感的情况下，让一些人过得更好。

虽然制定适应每个人独特情况和偏好的法律并不可行，但让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个人的理解，可以鼓励创造性并提高效率。这种做法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吸引人才的基石。

可以肯定的是，试图实现从遵守法律条文到实现法律精神的过渡可能会遇到阻碍，就像在酣畅淋漓的管弦乐队演出中冒出一些杂音。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可以在促进这种转变、降低潜在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不能通过精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来实现，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又回到了遵守法律条文的老调重弹。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凯恩斯主义（John Maynard Keynes）所强调的思想开放领域。我们需要意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以及从遵循法律条文到遵循法律精神所带来的惊人优势。

正如英国指挥家哈兹伍德（Charles Hazlewood）所指出的，要想演奏出好的音乐，就需要在场的每个音乐家完全听从指挥的引导。然而，伟大的音乐依赖于"信任"和"乐团成员间的个人自由"。他们需要个人判断和创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