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遭逮捕 中国加强新闻管制

Caijing, a trailblazer for China’s financial reporting has enjoyed a wide readership and a strong reputation for hard-hitting investigations. But the magazine, which has occasionally ventured into the political sensitive territories, has been under growing pressure of government censorship.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he recent arrest of a Caijing journalist has highlighted the government tightening control on news media, and a shattered journalist dream of press freedom.

中国公安部在8月底拘捕了将近200名“散布谣言”的人，其中最知名的目标之一，是声誉良好的商业杂志《财经》的记者王晓璐。

他被迫在接受审判前通过电视认罪。身穿绿色马球衫、神情沮丧的王晓璐对中央电视台的观众说，他通过 “不正常渠道” 私下搜集信息，然后加上了自己的“主观性判断”。他说，涉事文章对股市的报道“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央视播出的王晓璐供述视频的截图。他是《财经》杂志记者，被迫承认自己在写一篇关于股市的文章时“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政府会针对《财经》这样的刊物采取行动，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这份杂志通过犀利的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强硬的形象，挑战着政府的容忍极限。但它一直不会去触碰法轮功之类的禁忌话题。

“我知道如何把握界限，”《财经》创始人胡舒立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说。“我们会接近这条线——甚至可能去挑战它。但我们从不跨越它。”

杂志记者遭到示众式羞辱，令人们对中国媒体报道自由的前景——以及《财经》本身的方向——产生了忧虑。

曾在中共刊物《工人日报》担任政治宣传写手的胡舒立于1998年创办了《财经》，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激进的报道策略。创刊号重点报道了一家股票暴涨、但因虚报盈利数据而被停牌的房地产公司。当时，一些内部人士事先得到消息，得以将手中股票沽出。

在一篇关于中国新闻报道未来的社论中，胡舒立写道：“我们仅仅只是在报道，指出制度没能保护小投资者，就这样还是掀起了波澜。政府监管部门旋即开始指责《财经》。”

作为一本发行量22.5万的双周刊，《财经》至今仍在追求这样的报道。杂志的揭露报道涉及非法证券交易、股价操纵和利润伪造。其中一些报道促使监管部门展开调查。

但是这家以商业为主的刊物还在向一些不那么传统的领域拓展。

2003年，《财经》成为少数对“非典”危机进行负面报道的中国媒体。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政府当时试图对事件报道进行控制。

“有些媒体还是决定报道，包括《财经》和《南方都市报》，”班志远说。“胡舒立穿着防护服去了西部。在他们看来，2003年4月的非典时期是媒体春天的开始。官方的指挥完全失效了。”

2008年，《财经》报道了四川省无视建筑规范，浪费公共资金的问题，导致许多学校在地震时坍塌。其他报道学校坍塌的媒体受到了惩罚，但《财经》没有。

班志远说，经济改革对政府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需要强势的金融报道。《财经》抓住了这个机会。

但在北京看来，它偶尔也会越界。曾在《财经》创办之初协助筹措资金的王波明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说，杂志的人曾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

王波明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总干事，曾参与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创建，现为《财经》总编辑。而《财经》由从事广告销售的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SEEC Media)所有。

2009年11月与出版商发生争执后，胡舒立辞去主编职位。当时《财经》感受到政府审查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胡舒立等人抱怨财讯传媒在预算上太吝啬。

胡舒立带着编辑团队的大部分人一起离开，之后成立了财新传媒，专注于金融领域的新闻报道。

观察人士称，《财经》一直站在财经类报道的前沿，业绩优于很多人的预期。但在王晓璐供述之后，一些人怀疑，《财经》、《财新》和类似媒体进行自由报道的时代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不管是由于政府施加压力，还是因为记者试图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是对媒体的一次打压，对审查的进一步加紧，”40多岁的股市投资者程先生说。出于安全考虑，他希望只提及自己的姓氏。“因为《财经》的事情，很多媒体人都不敢抢先爆料了，比如前天证监会有关进一步清理配资盘的行动，媒体似乎都不敢第一时间报道。”

《财经》杂志前副主编罗昌平表示，他认识的现在或之前在《财经》工作的人都感到不安。他还称，尽管在中国进入新闻行业的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会受到限制，但标准正在发生变化。

“这个底原来高一些，”他说，“现在可能更低一些。用一些媒体人的话来讲，现在对于谁来说都没有一个真正安全的媒体，大家都处在一个相对危险的生存状态里头。”

他表示，虽然认罪了，但王晓璐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上言辞含糊。

“都是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罗昌平说。“我们都在讨论，记者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来自于私下打听。”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表示，《财经》记者被处罚是一个迹象，表明政府的控制在不断加紧。王波明的人脉很广，“有能力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他明白界线在哪里。”

“王波明知道该怎么办事，当像他这样的人都保护不了自己的记者时，就说明了一些问题，”他说。

夏伟还表示，对财经类的记者来说，股市可能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对政府而言，稳定股价变得越来越紧迫，导致记者的报道余地减少。

“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策略，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时就用过，”他说。“目睹中国回归这一策略，对一直看着中国慢慢开放，放松对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部分——如媒体和社会——的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相当吃惊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