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行业专家们怒怼渥太华用5400万元开发的ArriveCan手机程序，称自己开发100万还有找

（大中网/096.ca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道说，曾为大型企业客户开发过应用程序的加拿大技术专家们认为渥太华为ArriveCan开发的5400万元的标价太离谱了，他们解释说，根据他们的经验，大多数手机程序的制作费用都低于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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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质疑政府为什么不直接求助于加拿大的应用程序开发商，而找到23个独立的承包商和数量不详的额外分包商。

技术投资银行家、INFOR金融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塞弗（Neil Selfe）说："我和加拿大科技界的人谈过，他们都很愤怒。"

《环球邮报》对与ArriveCan手机程序有关的联邦合同的分析发现，今年在这方面的总支出将超过5400万元，是政府最近公布的支出的两倍多。

此外，分析发现，在这款应用上接受联邦政府工作最多的渥太华地区公司GCstrategies，只有不到5名员工。该公司告诉《环球邮报》，与十几个政府部门有合作关系，并通过超过75个分包商来履行合同。然而，该公司和政府表示，由于联邦采购规则中的保密条款，不能透露分包商的身份。

GCstrategies还开发了COVID Alert手机程序，该应用旨在协助追踪阳性密接人员，但已不再使用。据报道，该手机程序的合同标价为2000万元。

ArriveCan是供境外旅行者上传与COVID-19措施有关的强制性健康信息，之后扩大到允许用户在飞往加拿大前72小时内回答海关和移民问题。

虽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最初说有五家公司获得了该手机程序的合同，但后来发现这项工作涉及到23家公司的27份合同。

负责CBSA的公共安全部长门蒂奇诺（Marco Mendicino）10月6日（周四）为ArriveCan的高昂开发费用辩护。

他说："这是一款必不可少的工具。现在是自愿使用，以后主要用于海关申报。这是一项投资，那些想使用它的人还可以继续使用。"

Roach Capital的投资者安南塔（Fahd Ananta）曾在Snapchat和Shopify担任高级产品主管。他无法理解ArriveCan的价格是如何攀升到5400多万元的。

根据他的经验，为一个大企业客户建立一个手机程序的成本不会超过150万元，开发人员在获得这么大的合同后通常会庆祝一番。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太离谱了。在我看来，他们都被骗了。"

同样，Apply Digit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洛希亚（Gautam Lohia）告诉《环球邮报》，他的公司已经为全球组织开发过多次复杂的应用程序，与ArriveCan类似的产品的全部成本在百万级别，至多千万到顶。

他在谈到政府手机程序时说："我已经多次使用它，它并不复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5400万开发费用太过夸张。"

《环球邮报》10月6日（周四）共采访了七位加拿大的技术主管，了解他们对开发费用和政府外包的相关工作的看法。所有七个人都坦言，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手机程序相对简单，不应该花费接近5400万元。

创办过几家科技公司的企业家海特（Richard Hyatt），目前是促进二维码使用的Cand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将ArriveCan手机程序描述为 "可怕的"，并呼吁审查为什么开发成本攀升如此之高。

他说："这不合逻辑。"

Lazer Technologies的联合创始人曼吉（Zain Manji）表示，政府的做法让人对其决策能力产生了很多疑问。

他说："在该手机程序上的高额费用令人震惊，特别是围绕开发手机程序的资金和分包问题。"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Rang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韦尔登堡（Nick Van Weerdenburg）认为，自己的公司很可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大约25万元的价格打造了这款手机程序。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机程序。"

他还认为，政府求助于一家将工作外包的公司是 "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指出，大约有100家加拿大本地科技公司可能以更低的价格直接开发这个手机程序。

Maverix私募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以及加拿大创新者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鲁弗洛（John Ruffolo）表示，渥太华应该通过向本地招标来支持加拿大的科技行业。然而，当雇用的加拿大公司把项目分包给不明身份的分包商时，并不能保证工作留在加拿大。

他说："为一个相当普通的手机程序支付高得令人震惊的开发费用很可疑。"

保守党国会议员和批评家丹乔（Raquel Danch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所有疫情的支出和合同都应该被审计。虽然从9月30日起不强制使用该手机程序入境，但丹乔认为它应该被直接放弃。

她说："继续使用如此昂贵的产品是不合适的。"

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巴赫拉赫（Taylor Bachrach）说，自由党政府未能对ArriveCan程序的开发费用保持透明，并一再选择通过外包来"让私人公司致富"，而不是让加拿大的公共服务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