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江西鄱阳湖干旱见底，今年江西福建等华南地区水漫金山。不必忧虑农业的收成，习近平中共自有神招。清零封控运动结束大白消退，乘着重整经济的由头，内地又出现了一个新名堂：“农管”。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当局将对民严密管控从城市向农村全方位扩展。海外及台湾舆论认为，习近平借扩大粮食生产，欲对台动武准备打仗。各种揣测说法纷纭，但却可能忽略了习中共的真实意图：再次土改，欲更深层次地彻底掌控整个国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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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名穿制服带警棍的农管已经下乡，口号是“退林还耕”增进粮食生产，在习的“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号召下，进行各种整治。毁林填塘、限制多样种植，甚至连家禽猪羊鱼虾的蓄养都受管制。目前还只是暂时的开头，进一步的深化折腾还在后头。

中共夺取政权前，就已经在占领区推行土地革命，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部分分给农民，以赢得农村的民心，维持兵源和战争物资。战争胜利后，从1950年起大规模推行土改，对地主富农实行暴力式剥夺，地主富农被杀或自杀的约达470万。土地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掠夺式农民暴动，传统地延展到建政后，以期在多数贫农的支持下巩固政权。

剥夺农村财主的财产及判杀，并无法律依据，而是由党的武装工作队及农村地方党组织或政权，在中央的打杀比例原则下自行主持执行。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没几年，随着毛泽东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国开展了全面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1984实行人民公社化。借由这种生产体与土地政权合一的方式，中共将农村财主进而把普通平民的土地等私有财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统统转化为中共政权所有。以后又以修改宪法的方式，把土地资源法律化地划归国有，实质即中共及各级权贵所有。中国数千年的主要产权，完成了又一次的偷步转换。



由于共产模式严重扼杀了个体平民的生产积极性，至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近崩溃边缘。国家集体穷，农民更也吃不饱饭，于是有穷苦底层农民自发签绝命合约书，偷偷私分土地单干，结果居然交了公粮还改善了口粮。这令当时一筹莫展的中共领导层意外惊喜，于是才有了时至今日的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

但问题是，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只有经营权及部分收成权，土地产权仍属国家政权。农产品的收购定价权及种子和化肥农药分配权，仍由国家掌握，故生产的积极性仍是有限的。随着工业化及外资投入和商业化的兴起，大量的农村劳力外流，土地被转包，小农经济的新经营者无兴趣以每亩几千元的投资换几百元收成的传统粮食种植，当改作生产更高利润的产品。当国家经济困顿，大批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必将回乡，开过眼界并在现代商业江湖里浸泡过的农民，必定会对原有的承包土地资源作新的打算。对中共政权来说，农民的原有土地承包是具法律效力的制度，轻易动不得。当现今土地已成中国地方政权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城市土地日益紧缺的情势下，并在地方政权财政收入严重亏欠的当口，转眼盯上农村的土地无疑是首选。



中国的产权混乱不清、及政权统治者时时欲将公产据为自已私有，是中国经济起伏跌宕或社会动荡步入深渊的根本原因之一。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已经被剥夺了，当权者还想要做什么？无非是要在土地经营和收获权上继续做文章。只有把农民彻底剥夺干净了，当权者才自以为可以榨取更多。如此才更有可能，把农民钉锁在土地上，作所谓新型农业产业的廉价劳力。当权者自以为，新的能人规模化农业产业，将使取消了农业税的农村，重新成为政权的财税来源；这种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将农民变为彻底赤贫的无产阶级，从而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彻底完成。所谓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继续提高粮产，纯是借口或鼓惑，因为据中国统计局自己的数据：中国人均粮产早在几年前已达四百多公斤了，且粮食年年增产。农管下乡将变成新的农官，地方政权及最基层组织的功能会发生变异，农村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亦将变化。

城市的产权中共早已拿净，连居民的住房70年后亦会有新一轮的收割。再来一次土改，彻底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及经营和收获权，将农民变赤贫钉牢在新的农产企业。以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彻底奴役化为随时摆弄且割不尽的韭菜，而成就所谓新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