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控制疫情 韩国模式能被他国效仿吗？

（大中报/096、ca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新冠病毒传播至国外之初，韩国显得格外惹眼。在2月下旬和3月初，该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从几十激增到几百，再到几千。

在高峰期，医务人员2月29日一天就检测出909例，这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濒临不堪重负的边缘。但是不到一周之后，新增病例数减少了一半。在4天内，又减少了一半——在那之后的一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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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周日，韩国报告新增病例仅64例，是近一个月来最低的单日增量，尽管其他国家的每日新增感染数以千计，对医疗体系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意大利每天有数百人死亡；韩国一天的死亡人数不超过8人。

韩国是两个发生了大范围疫情并压平了新增病例曲线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中国。韩国做到了这一点，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对言论和行动的严格限制，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采取对经济造成破坏的封锁。

随着全球死于该病毒的人数激增至1.5万人以上，各国官员和专家正在仔细研究、总结韩国的经验。这些教训虽然不容易，但看起来相对简单并可承受：迅速的行动、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以及必不可少的民众支持。

然而，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并未效仿韩国的做法。有些国家开始对仿效它的做法表现出兴趣——但只是在疫情加速到无法在短期内控制的程度之后。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öfven)都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请求提供有关该国措施的详情。

世卫组织负责人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对韩国表示赞赏，证明遏制这种病毒虽然很困难，但“是可以做到的”。他敦促各国“借鉴韩国和其他地区的经验”。

韩国官员则谨慎表示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当疫情继续在国境之外肆虐的时候。

尽管如此，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仍多次将韩国视为榜样，他在Twitter上写道：“韩国的经验表明，新冠病毒可以用巧妙而积极的公共卫生政策击败。”

经验1：在变成危机之前迅速干预
在1月下旬该国首例确诊仅一周之后，政府官员会见了多家医疗公司的代表。他们敦促这些公司立即开始开发可批量生产的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并承诺给予紧急审批。

在两周内，尽管确诊病例仍保持在两位数，韩国每天有数万个检测试剂盒发货。该国现在每天生产10万个检测试剂盒，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与17个国家的政府就检测试剂盒出口进行谈判。

官员们还迅速在大邱市采取了紧急措施，大邱是一座拥有250万人口的城市，传染病通过一座当地教会迅速蔓延。



“韩国可以在不限制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应对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主要传染源来自教堂聚集，”向政府提供冠状病毒应对建议的流行病学家奇牡丹（Ki Mo-ran，音）说。“如果稍晚一点知道，情况可能会更糟。”

与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韩国人在2015年暴发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导致38人死亡后，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将冠状病毒视为国家紧急事务。

冠状病毒的潜伏期被认为是五天，之后通常在病毒传播性很强的时候出现一段时期的轻度症状，可能被误认为是感冒。这种模式会在暴发变得明显之前造成一两个星期的延迟。表面看上去只有几例病例，实际上可以是上百个；上百个病例可能背后有几千个。

“该病毒的这种特征，导致传统的强调封锁和隔离的应对方式无效，”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利（Kim Gang-lip，音）说。“一旦到来，旧方法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

经验2：尽早、勤密并且安全地进行检测
韩国检测冠状病毒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使得许多人在感染后不久就可以被隔离并治疗。

该国进行了超过30万次检测，人均检测率是美国的40倍以上。

“检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以及早发现，最大程度地减少扩散，并且可以快速治疗被病毒感染的人，”韩国外交大臣康京和(Kang Kyung-wha)告诉BBC，称检测是“我们的低死亡率背后的关键”。



尽管有人说韩国是躲过了流行病之劫，但数千人被感染，而且政府最初被指责为松懈大意。采用检测的方法是为了扭转已经发生的疫情。

为了避免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官员们开设了600个检测中心，旨在尽量多而快地筛查患者，并通过尽量减少接触来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在50个免下车站点，病人在自己的车上接受检测。他们要填写一份问卷，进行远程体温扫描和咽拭子采集。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检测结果通常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出来。

在一些候诊中心，病人进入一个类似透明电话亭的房间。卫生工作者使用安装在房间墙壁上的厚橡胶手套进行咽拭子检查。

无休无止的公共信息敦促韩国人，如果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人出现症状，就应当去做检测。来自国外的旅客需要下载一款帮助他们自我检查症状的智能手机应用。

办公室、酒店和其他大型建筑经常使用热成像摄像机来识别发烧的人。许多餐馆在招待顾客之前会检查他们的体温。

经验3：接触者追踪、隔离和观察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工作者就会追溯患者最近的活动，从而发现、检测（如必要还会隔离）患者可能接触过的任何人，这一过程称为接触者追踪。

这使得卫生工作者能够及早识别可能的传播网络，将病毒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就像外科医生切除恶性肿瘤一样。



在MERS疫情期间，韩国开发了积极追踪接触者的工具和做法。卫生官员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

“我们像警探一样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奇牡丹说。“后来，我们修订了法律，在应对传染病危机时，将社会保障置于个人隐私之上。”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规模太大，无法对患者进行如此密集的追踪，官员们更多依赖大规模群发信息。

一旦发现新的病例，韩国人的手机就会震动，发出紧急警报。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每小时、有时甚至是每分钟都在详细报告受感染者的出行时间表，包括他们乘坐的巴士、上下车时间和地点，甚至他们是否戴口罩。

认为自己可能遇到病人的人会被敦促到检测中心报到。

韩国人普遍认为，失去隐私是一种必要的交换。

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必须下载另一款应用程序，如果病人冒险脱离隔离状态，它会向官员发出警报。违规罚款可达2500美元。

通过及早发现和治疗感染，并将轻症患者隔离到特殊中心，韩国做到了把医院全部留给重症患者。该国的病死率只有1%多一点，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之一。



经验4：争取公众协助
只靠卫生工作者或体温扫描仪来跟踪每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人们的日常参与。
卫生部副部长金刚利说，国家领导人得出结论，要想控制疫情，就必须让民众充分了解情况，并请求他们的合作。

电视广播、地铁站公告和智能手机提醒会不断提示人们戴上口罩，指示人们如何与他人保持距离，并通报当天的传染数据。

这样的信息灌输了一种近乎战时的共同使命感。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政府的努力，他们信心高涨，很少恐慌，很少有人囤积东西。

“这样的公众信任带来了高度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合作，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努力，”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李泰镐(Lee Tae-ho)本月早些时候对记者说。

官员们还认为，该国保障大多数医疗服务的国有化医疗体系，以及覆盖与冠状病毒相关费用的特殊规定，让没有症状的人也有更大的动力去接受检测。

韩国模式可以复制吗？
尽管人们都在关注韩国的成功，但它的方法和遏制手段并不复杂，也不昂贵。

该国使用的一些技术非常简单，比如专门的橡胶手套和棉签。在疫情比韩国严重的7个国家中，有5个都比它更富裕。



专家指出，效仿韩国有三大障碍，都与成本和技术无关。

其一是政治意愿。在疫情尚未发展成危机之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犹豫是否要实施严苛的措施。

其二是公共意志。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受到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反弹困扰的西方民主国家。

但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奇牡丹说，对于深陷疫情的国家来说，要想像韩国这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中国付出经济停滞的代价，扭转了湖北省首次暴发的灾难性疫情，该省的面积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

韩国的方法可能会对美国有所帮助，但“我们可能失去了达到韩国那样的结果的机会，”前FDA局长戈特利布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意大利所承受的那种悲惨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