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西方民主制度正陷入困境或危机？

安省大选已是历史，可是那次大选结果的不符民主制度常理和逻辑，仍然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无法解释。安省的选民变得如此的脱离现实，对于这么重要的选举，不但选出了一个令人大出意料的政府，而且只有大约半数的选民参选。在大选之前，安省选民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期待更好的医疗服务，改进了的学校教育，有保障的退休金，更多的公交服务，供得起的托儿所和大专教育，清廉的政府，安全的环保环境，合理的电费，上百万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政府又能够保持合理的税率，不会走向过渡借贷而保持平衡预算。在对未来的政府抱有如此众多的期待和要求之际，居然有一半的选民，连把选票投入选举箱的举手之劳也懒得付出。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其实，类似的例子也不仅仅在安省的大选中出现，在其他各省的大选之中也并非罕见。也许，这只是整个西方民主制度诸多问题的反映而已。这种现象可能并非选民的政治素质问题，而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这似乎是西方民主制度对选民的承诺太多，而能够实现的太少的原因。

也许，冷战结束的西方国家民众，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倒塌，天安门广场的血迹被清洗后共产中国也会跟着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今天面对麻烦处境的似乎是西方国家本身及其民主制度。我们所推举出来的民意代表，因种种原因，似乎只能够行使有限的治理权力。他们对重大的国计民生要务的行政权力，似乎被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游说团体所包围，又受各种有政治权威和政治代表的无休止地左右，令太多的政策无法顺利执行，或者它的施政权力遭到严重稀释而变得无效，无能，或更糟的是其效果最后变得适得其反。而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项民主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或根本无法推行。与极权主义相比，西方国家人民对民主制度抱有绝对的信心。民主制度不但应该给民众带来奶油面包和繁荣富强，但是民主制度却无法遏止人类的自私和贪婪本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顾大局和整体的相互抵消社会功能的破坏力。与此相比，实施政治上极权主义和经济上个人主义的中国，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上述困难。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社会功能被高估了？民主是否仍然是一个能够令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其最大智慧和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而同时又有社会安全网络保证弱势群众全面利益的社会制度？

在这个议题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Michlethwait和Wooldridge虽然对中国的“集权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正面的评价，但是有越来越多像他们那样的西方学者却不能不理解到，虽然中国的社会也正面临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不会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公民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应该开始睁大眼睛，洞察一下东方，仔细地思量一下，如何寻求快速有效地实施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巨大工程，以迅速完成基础建设和找到快速改善民生的途径，以避免似乎难以抵挡的民主制度的自我伤害，自我抵消乃至自我摧毁的诟病。要不然，民主制度的效应将面对几乎无法避免的更深层面的继续下降。上述两位学者指出，目前西方国家政府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民主制度所赋予的越来越沉重的无法实现的承诺，而未经改革的现代社会安全网络将被其自身的重量所压垮，而无法完成民主制度对普罗大众所承诺的权益。而选民行使的民主选举权力，也愈来愈向极端自私的方向演变。当一个选民不是以公民的身份，而仅仅是以一个教师，医生，商人，公交系统的使用者，环保人士，学生，移民，华裔(或其他族裔)的个人身份，或代表任何其他狭隘利益团体或组织的，而不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和前途出发的身份投票之时，我们其实在拉拢和鼓励政客以狭隘思想考虑他们的施政方向；也因此，选民也就根本无法期待政客负责地制定施政方案。选民对政客的信任度也就滑落到低谷。这也是导致政客在政治上的小道行为，在竞选时轻易做出承诺，执政时期则贪赃枉法。

在新加坡实施“独裁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英国殖民地建设的比英国还先进，人民的生活比英国更富裕的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在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形象地把西方民主制度比作一场主持人(政客)和投标者(选民)之间的“永无止境的拍卖场”。显然，他们之间所重视的只可能是个别顾客所关注的一件商品，而不是全部的拍卖品。笔者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政客的政治目标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比作商人和顾客。如果从这一个观点出发，那些对拍卖会的商品不需要或毫无兴趣的顾客(50%的安省选民)，不到拍卖行投标(投票)的行为，当然也就变成了合情合理的顾客行为，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要问，西方民主制度这个“拍卖会”是否陷入了困境？这应该是一道有多种答案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