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从统计数字看少数族裔的生活陋习和犯罪率

我想，如果要对世界各国游客，在遵守公共场所道德规则方面作评比的话，华裔一定会排在相当居后的地位。在这方面， 我们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做依据。但人们却能够根据各国在报道中国大陆游客时，不断受人诟病的，像随地吐痰，偶而让孩子在树荫和僻静之处大小便，在名胜古迹上涂鸦，乱抛烟蒂果皮和垃圾，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守秩序，在供人休息的公园座椅上赤脚打瞌睡等等陋习。当然，有色族裔的这些陋习，不限于华裔，其他族裔也有他们的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 也有对其他有色族裔的某些不受欢迎的不良社会行为的统计数字。

 

加拿大的政府部门，私人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经常会发表一些反映各种各样社会状况的统计数字，以寻找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依据，或厘定未来政策，或对某些具有争议的论题进行辩驳争论， 以求取答案和定论等。虽然人们可以对统计数字做不同的解释，但数字本身是客观存在。它是诸多现实生活现象的实际存在和如实反映，或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特定范围和领域的一幅“相片”。当然，编写统计数字的人虽然可以选择所要计算事态的范畴幅度和广度，但是一旦选中题材和画面， 就只能够如实反映。它好像一个摄影师取景照相，一旦对象定型定位，按下快门，眼前的现实景象实物，就会在相片中毫无差别地全都拍摄下来。正因为统计数字不会骗人，所以有些社会团体， 政府机关， 乃至工矿企业，就会以避免发表统计数字， 或对它进行有意的摆弄， 刻意的规避， 乃至歪曲的解释，或干脆阁之高阁，不让人们过目。而对有些统计数字，则又刻意推广，到处渲染，以达到某种有利于己的特定目的。统计数字一般都集中在揭示或透露与工农业生产或经济发展有关的具体数据，资料和信息，但对于比较抽象复杂的人文资料或社会现象方面的资料，就比较少见。特别是在有关不同族裔的社会行为，他们对社会事务的观感， 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数字，则更是如此。

 

有一个例子，警察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对待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的现象。非洲裔加拿大公民对警察部门埋怨最多的是“种族歧视”。最近谈论得最多的有关警察歧视黑人，或在警察巡逻工作中， 对黑人市民特别严重的抽查行为（Carding）。关于此项指责，警察的解释则是， 依据统计数字， 黑人的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人口比例，所以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在办案或在履行的街道巡视过程中，黑肤色的市民在街头巷尾受到警察突击检查的比例， 也相应提高，这似乎不是主管上对黑人的歧视， 而是因为黑人犯罪率比所有其他族裔高得多的原因。不管这种行为是否“无意识”的对黑人有种族偏见， 还是有意识的种族歧视，实在很难加以证明，也没有办法作出黑白分明的解释。但至少从表面上观之，不管从维持社会治安， 还是从重点打击或防止犯罪行为发生的实际效应，还是客观需要观之，Carding 行动都似乎无懈可击。因此，所有Carding行为， 也就变成了可以理解的警察工作的治安策略。至于它是否会因此伤害黑人社区奉公守法市民的感情， 就是值得商榷的另一回事了。但是，警察工作的 Carding执法手段，必然会引起激烈争论，也是意料中事。它好像世界上有人一提起华裔游客在遵守公共道德方面时， 绝对不会分清你我， 而只会通称“中国游客公共品格低劣”之类的贬责之词， 它也无法避免“一竹杆打偏一船人”的弊端。不过，多伦多的黑人社区， 却对某些族裔统计不但不感到是歧视行为， 还举双手欢迎。那就是黑人孩子受政府救济人数最多的统计数字。虽然此类统计数字也属于有损于黑人声誉，但由于这个统计，能够导致政府对黑人家庭加大经济援助和社会服务，所以非但没有遭到该社区的抗议， 还极受欢迎。

 

统计数字显示，多伦多地区十八岁或以下的黑人人口所占的黑人人口比例只有8%，但是在照顾贫困儿童机构（Children  Aid Society  或CAS )的人数之多， 却占十八岁或以下黑人人口比例的48%。但为什么多伦多黑人社区对这个条件数字，不但没有感到是人为的种族歧视，反而感到十分高兴呢？本来它与多伦多黑人犯罪率远远超过其所占人口比例一样， 都是属于同一类的统计数字。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两种绝然不同的反应呢？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关于黑人犯罪率过高的统计数字，会迎来加强打击（黑人）罪犯的警力，而另一组统计，则会导致政府大幅度加强对黑人家庭的经济协助， 让更多的黑人儿童进入托儿所和救济机构。哪有黑人社区对这样的统计数字提出“种族歧视“抗议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