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大饥荒年代(1)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

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