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生活水平下降不仅仅只是经济风险”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Craig Alexander的评论。他同时担任德勤（Deloitte）加拿大分公司、加拿大咨商局（Conference Board）和多伦多道明银行（TD Bank）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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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近几个月来，加拿大人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趋势的参照标准就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人均收入（即实际人均GDP）出现下降。这一令人担忧的发展态势反映出通货膨胀仍然高企、经济增长疲软以及移民带来的强劲人口增长。

这一消极趋势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失业率仍然很低，经济也避免了深度萎缩，但消费者信心却处于经济衰退时期的典型水平。简而言之，加拿大人并不关心经济是否真的增长或衰退，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到 2030 年，加拿大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将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弱的。这是恐怕是加拿大人都接受不了的。

然而，生活水平的挑战并不局限于加拿大，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有可能在全世界引发巨大的动荡和不稳定。



据联合国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估计，由于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有额外 7500 万到 95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1%左右，低于疫情爆发前的3.6%，也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9%。四分之三的放缓将来自于人均增长的减弱，80%的国家都将经历这一趋势。

IMF强调，生活水平增长放缓主要不是因为人口结构，而是生产率增长放缓和资本积累放缓的产物。此外，还有一种非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趋势，有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提高消费价格并使利率长期居高不下。

生活水平增长放缓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当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目标时，他们就会要求改变。当人们感到沮丧时，他们会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如果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落空时，他们就会失去对政府以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任。



当人们认为不平等加剧时，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比如在 2008-09 年金融危机后，不平等的思潮助长了当今世界极具腐蚀性的民粹主义。加拿大内外的反对党都指望在未来的大选中利用选民的挫败感而一举上位，而执政党则会试图将这种愤懑情绪转移到国内企业或国外政府身上。

如果IMF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前景将引发巨大的政治变革。政治权力交接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对国家来说可能是健康的。风险在于执政党向选民做出的承诺，或反对党为当选而做出的承诺。

公众的挫败感会导致一些政策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水平增长乏力的问题。这些举措往往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对所有国家而言，正确的做法是进行结构性改革，例如：减少监管壁垒、促进国内市场的更多竞争、为扩大企业规模提供激励措施、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投资基础设施、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机会以及激励私营行业加大投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问题是，这些政策往往缺乏公众吸引力。人们普遍认为提高生产率意味着更努力地工作或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实际上，提高生产率是为劳动力及其家庭带来更幸福的关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经济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约有80%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加拿大需要采取政策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增长，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国际上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放缓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这反过来又可能会带来加拿大必须驾驭或应对的额外经济风险。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改善对外关系。例如，我们被北约（NATO）认为是一个爱逃避承诺的国家，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紧张，与美国的关系远非理想。加拿大需要为全球生活水平增长疲软可能带来的潜在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