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前外交官、银行家、市场开发顾问和作家新书《中国政变》惹争议

 

（大中报/096.ca讯）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中国总理、中共二把手李克强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路透中文馈送，坐立不安......震惊之余，李克强打电话给汪洋，叫他一起来商量。

 

李克强说，“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了。”一句家常话，对汪洋来说却是如雷贯耳。“确实如此，”他回答。

 

这句话，暗指他们过去几年精心谋划的一个大胆计划……

 

这是长期观察中国事务的前任英国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 在争议新书《中国政变：自由大跃进》（以下简称《中国政变》）开篇虚构的一个场景。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外界关注该党将把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引向何方。在这部半虚构性质的著作中，盖思德预测，经过“深思熟虑”， 中共精英将策划和推动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他的书的开头描绘的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针对中国的新政策立时生效，中国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中共最高层一些人采取行动逼迫习近平下台。接下来，他们推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开始向民主与法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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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思德在书中提出的北京“政变”假设极富大胆和震撼。近期在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政治变革势在必行 —— 由中共精英策划的“政变”将推动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

 

年逾八旬的盖思德（Roger Garside）是英国前任外交官、银行家、市场开发顾问和作家，关注中国事务60余载。

 

他1958年随英军服役香港，时年正值毛泽东发动灾难性的“大跃进”，他开始关注中国。1970年代盖思德担任驻华外交官长达七年， 正值“文革”和围绕毛泽东接班人问题中国政坛发生激烈权力争斗期间。那段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近距离了解和体验中国社会与中共体制。

 

离开外交领域后，盖思德多年在金融领域任职，曾为许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担任顾问。

 

盖思德说，数十年在中国和其它一些独裁、或者向经济和政治自由转型的国家工作，这些“改革一线”的经历使他对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有“独到见解”。

 

盖思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政治期间曾撰写《复活：毛以后的中国》（1981年出版），介绍邓小平生平、以及为什么会在权力争斗中胜出，并推测他将如何领导中国。

 

当时他在书中预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一是因为这顺应了民心；二是，如果某位领导人或某派领导人试图“关门”，就会有反对阵营调动“压倒性力量”予以阻止。

 

时隔四十年，盖思德在新书《中国政变》中这样描绘中国的未来：

 

    首先虚构中国遭遇一场危机，中共改革派迫使习近平下台；

    然后分析背后的原因，着墨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接下来预测中国将发生的“革命”，结束一党独裁、走向民主和法治；

    最后论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应该如何行动、促成中共变革。

 

盖思德对BBC中文说，开篇四分之一的虚构部分，就是要挑战读者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换位到中共领导人的脑子里，想象李克强在某种危机面前的可能反应，或者坐在中南海的汪洋在想什么。”

 

李克强或者汪洋等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外人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自从1980年代初以来，中共在经济层面推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幅度、高速转向，发展成就令全球瞩目。

 

期间，中国内外许多人的愿景都是，和其他国家经历过的转型一样，伴随着经济的解放、中产的崛起，会为中国带来政治改革，促使其逐步走向民主和自由。

 

但事实似乎恰好相反：中国还是中共的中国；平习近平修宪为终身制扫清了障碍。

 

中共遭遇危机、习近平遭遇挑战都不是第一次，下一次为什么“生米会煮成熟饭”？盖思德认为，在习近平“过度自信”的领导下，中国将和一个新近从“自满自大”中警醒的美国走上对抗之路，一系列 “内忧外患”把中国推到了巨变的边缘。

 

盖思德对BBC说，“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改革问题，只能通过自由化才能有解决方案，”“自由市场必须有相对应的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中共改革只进行了一半，他们在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之后，最终必须解放中国人。”

 

他认为，面对中共极权体制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将团结行动，利用经济、金融等各种手段，为中国国内有心、有力变革的人创造条件。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是当下体制的受益者，变，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高层精英缺乏“撼动大船”的意愿，一直是“权斗致变”怀疑论者强调的原因之一。

 

比如《中国政变》开篇提到的现任总理李克强。事实上，过去一两年，李克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靠边站”。他虽然只有65岁，但他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任期余下不到两年，离“荣退”已经不远。

 

但是盖思德说，他研究中国发展63年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领导人中“大有明智之人”，“他们不傻”。

 

“正是因为享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才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面前危机的积重难返。在极权体制下的他们，才更能意识到要保护个人的未来和利益，只有通过推动变革和引领民主变革，才最有可能保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一系列长期的体制性危机正是由于极权而形成，而极权体制本身又无法有效地化解危机。中共最高层有领导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本身也是体制的囚徒，也希望能获得解放。”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曾经做过的一个比喻：中共俨如“吊灯上的巨蟒”，盘踞俯视之震慑力即足以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盖思德承认，确实“不容易”。但他坚持说，“有矛就有盾”，被监控的人自然会寻找保护自己的防卫、反制手段。

 

多年来，强人专政、专注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都不乏粉丝。即使中共高层发生翻天覆地的人事变动，谁能保证后来者一定会选择民主、自由的道路而不是继续极权统治吗？

 

中共很多高层人士公开说过，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他们就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失去了信心。

 

就此问题，盖思德的观点和许多西方观察家并无差别。他坚持认为，归根结底，民主、自由的体制是大势所趋。

 

他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援引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人类尝试过的其它制度更糟糕。”

 

除了中共高层有“睿智之人”、“希望获得解放”之外，盖思德说，“中国人民只要一有机会，也一定会起来要求自由”，比如1989年北京的学生民运运动。

 

在盖思德看来，除了极权体制，治理中国只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有竞争力的民主，“并非照搬他国制度，而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体制。”

 

他说，中国的精英层会汲取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转型时“审慎掌握过渡期”。

 

“中国不会崩溃，政治秩序不会瓦解。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共精英将策划和推动中国有序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